Libération - 06.08.2026.pdf

3 € 首版。第 14007 号

2026年8月6日，星期四

www.liberation.fr

更年期与睾酮：幻象疗法

失眠、潮热、关节疼痛……为了对抗更年期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采用基于通常与男性性别相关的激素的治疗方案。然而，关于其有效性和安全性的科学证据仍然匮乏。第 2-5 页

解放报

他们如此 彼此厌恶 乔蒂 对阵 埃斯特罗西

干预 格吕克斯曼、 阿塔尔 与 菲利普 成为目标， 克里姆林宫 在背后操纵

第 10-11 页

SIMON HAUSBERGER GETTY IMAGES

M 00135 - 1000 - F 3,00 €

法国印刷 / PRINTED IN FRANCE 比利时 3,20 € 海外省 3,80 € 西班牙 3,60 € 希腊 3,50 € 卢森堡 3,20 € 摩洛哥 22 Dh 葡萄牙（欧洲大陆） 3,90 € 瑞士 3,90 CHF

---

2

事件

解放报 2026年8月6日，星期四

ÉCHRONAL

作者 ALEXANDRA SCHWARTZBROD

承诺

更年期仍然是女性医疗护理中的一个盲点。这是生命中的一个阶段，人们对其讳莫如深，据称是因为它是自然的，就像青春期月经的出现一样。概括来说，长期以来我们从医生以及我们的母亲和祖母口中听到的是：事情就是这样，没什么办法，只能咬牙忍受，即使疼痛存在，即使日常生活因此被搅乱。幸运的是，时代和实践正在发生变化。

更年期不再是一个令人羞耻的话题，女性敢于谈论它，尤其是不再将其视为她们活跃生活、性生活和情感生活的终结。但由于并非所有医生都更新了对待该话题的方法，许多女性在五十岁左右突然感到关节疼痛、失眠并体重增加（以及其他种种“喜悦”）时，仍然感到迷茫。在陷入未知的情况下，她们可能会倾向于被江湖骗子或网红的承诺所诱惑，或者尝试任何可能缓解症状的治疗方法。这就是在美国和英国兴起的睾酮注射风潮，这种治疗由医生操作，其中一些女性表示非常满意。问题在于，这种治疗的益处尚未经过临床试验验证，且其长期影响尚不明确。有些人可能感觉好转仅仅是因为她们意识到自己得到了照顾和倾听，而这本身已经意义重大。在法国，妇产科医生向有需求的女性推荐基于雌激素和孕激素的激素替代疗法，而这种疗法确实已经证明了其有效性，并能让人保持某种年轻状态。一项研究曾暗示它可能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这解释了为什么很少有女性采用它，但这种担忧此后已被排除。最重要的是，女性应当知道存在一种对抗更年期影响的方法，她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使用，尤其是知道在感到绝望时，有一个可以寻求帮助的门。

绝经与睾酮

激素热潮

在美国或英国，一些雄激素治疗被提供给女性，据称是对抗情绪低落、失眠或潮热有益。但科学界对这些激素仍缺乏长期的观察研究，目前仅有雌激素疗法证明了其有效性。

作者：NINA GUÉRINEAU DE LAMÉRIE 摄影：LYNN JOHNSON

这是她们的“欢乐日”。每隔四个月，多米尼克和她的朋友们会去见“丽贝卡”——自她们进入绝经期以来一直负责诊治的医生——以接种睾酮。她们需要从美国东部的匹兹堡开车四个小时，才能到达位于俄亥俄州代顿市附近的千禧健康中心。该医疗中心自称是这种激素治疗的先驱；这种激素通常与男性性别相关，且在跨性别群体中较为常见，但在女性体内也会少量产生。就诊流程如下：该机构创始人、外科医生丽贝卡·格拉瑟（Rebecca Glaser）将一个米粒大小的植入物插入多米尼克及其朋友们的臀部组织中。

这个微小的白色小棒——一种由多种激素组成的混合物，其中大部分为雄激素——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被她们的身体缓慢吸收。对于这四个在月经停止后，随机遭受潮热、关节疼痛、情绪波动、记忆力下降、睡眠障碍或阴道干涩困扰的朋友来说，这带来了一个承诺：重新获得可以忍受的生活。

整个咨询过程仅耗时约一刻钟，费用为 230 加元（199 欧元）。之后，“我们一起吃午饭然后回家”，多米尼克快速地说道。她是一名在宾夕法尼亚州居住了三十年的法国人，自 2007 年（即她的身体停止排卵之年）起就对“睾酮”产生了依赖。这种激素在面对绝经期某些有害影响时，能为她带来活力、精力与意志力。“有了它，一切都保持年轻和原状，太不可思议了，”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妇人惊叹道，“与周围的人相比，我是一个不典型的老年女性。我精力充沛，经常运动，皮肤依然紧致，而且拥有年轻女孩般的性欲！”这位脱毛店老板直截了当地说：“睾酮万岁！”

[...OMITTED...]

«难以忍受的夜间盗汗»

像她一样，越来越多的女性在赞美这种激素在生理和心理上的益处，它被奉为应对围绝经期和绝经期的神奇药丸。无论给药方式如何——是大腿上的凝胶、手臂上的贴片、皮下植入物还是肌肉注射——睾酮都被认为“改变了她们的生活”。虽然大多数人是在私人圈子里讨论，但一些名人，如演员哈尔·贝里（Halle Berry）或凯特·温斯莱特（Kate Winslet），会在电视或社交网络上谈论此事。在真人秀节目《The Real Housewives of Orange County》中，参赛者格雷琴·罗西（Gretchen Rossi）和艾米莉·辛普森（Emily Simpson）甚至直接在植入过程中露臀展示。而这些疗法所宣称的大部分益处，并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撑。与之相反的是富含雌激素（女性生育激素）的激素治疗，却被这些“睾酮支持者”所冷落。

---

Libération 2026年8月6日 星期四

3

事实上，绝经期有时在 45 到 55 岁之间猛烈袭来，可能演变成一场真正的折磨。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记录了这种激素剧变对生活质量和工作表现的影响。在法国，一项 2022, 年的研究中，在受访的 5 004 名女性中，有四分之一认为这一生理阶段“严重损害”了她们的日常生活；该研究被引用在由议员斯特凡妮·里斯特（Stéphanie Rist，现任卫生部长）于 2025 年公布的议会任务报告中。身在法国的医美医生兼微量营养学专家米里亚姆·萨凯蒂（Myriam Sacchetti）在 Instagram 上非常活跃，她讲述道：“我的一位患者因为夜间盗汗变得难以忍受，竟然睡在狗的冷却垫上。其他很大一部分人则被开以抗抑郁药和抗焦虑药，以减轻其抑郁症状。”

一些医生解释说，这种不适感的首要原因之一可能与雄激素缺乏有关，雄激素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自然下降。美国人丽贝卡·格拉泽（Rebecca Glaser）基于对数千名患者的观察，在一些小众医学期刊发表的论文中提出，她的皮下植入疗法能“显著”缓解围绝经期和绝经后女性的症状。志愿者们“一致报告情绪好转、精力更充沛、睡眠质量提高、性功能改善、记忆力增强以及整体生活质量提升。睾酮还有助于维持肌肉量、骨密度和健康的身体成分——这些在年长时是非常重要的优势”，她如此保证。

在法国，这种所谓的“奇迹疗法”并不那么流行，即使是在全科医生和妇科医生中也是如此，因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只关注雌激素。虽然众多患者的证词带来了希望，但谨慎仍是必要的。首先，睾酮在女性体内的作用仍未被充分理解。“它由卵巢和位于肾脏上方的微小腺体（肾上腺）产生。在绝经期，卵巢停止排卵，导致雄激素下降。但没有任何研究能够将基础睾酮血清水平或在治疗下的水平与

「安慰剂效应非常显著。对于某些女性来说，只要有医生愿意倾听，就足以让她们感觉好一些。」

苏珊·戴维斯（Susan Davis） 睾酮专家

几年前，多米尼克（Dominique）在注意到自己的阴蒂增大后，去找了她的医生。

治疗与某种或某种症状之间存在关联。因此，我们无法定义一个阈值，低于该阈值即意味着存在对生活舒适度或健康产生影响的真正睾酮缺乏”，内分泌学家兼妇产科医生弗洛伦斯·特雷莫利耶（Florence Trémollières）介绍道，她领导着法国首个位于图卢兹的绝经中心。另一方面，全球最顶尖的睾酮专家、澳大利亚墨尔本莫纳什大学的内分泌学家苏珊·戴维斯（Susan Davis）解释说，“绝不能证明血液水平在女性的一生中会发生变化。在我们的研究中，这些水平在绝经年龄时相当稳定”。

比科学进展更快

此外，观察性研究中提到的雄激素益处——正如丽贝卡·格拉泽（Rebecca Glaser）以及其他全科医生（例如英国的莎拉·格林（Sarah Glynne），她通过观察治疗对其患者产生的影响）所指出的那样——在大多数用途上尚未通过临床试验得到证实，而科学界认为临床试验更为严谨且可靠。“区分这两者至关重要，因为在这些疗法中，安慰剂效应非常显著。丽贝卡·格拉泽的数据仅涉及在她私人诊所就诊的患者。仅仅是因为医生倾听她们、考虑她们的顾虑并关心她们，就足以让某些女性感觉好转。因此，她的研究仍停留在轶事层面，”苏珊·戴维斯阐述道。“单一的临床试验也不足以向全体人群推荐某种治疗。在得出治疗有效或无效的结论之前，结果必须经过独立重复验证。”

如今，“对于绝经后女性，唯一基于证据的医学适应症是治疗性欲低下障碍，即与性欲缺失相关的深度心理痛苦。在我最大规模的临床试验中，没有其他任何效果能够得到证明。说相反的话纯粹是错误的，”这位内分泌学家断然声明，并引用了国际绝经学会（IMS）的全球共识声明，该组织汇集了该领域最顶尖的研究专家，她也是其中一员。

最后，关于长期服用睾酮后果的数据仍然匮乏。尽管如此，丽贝卡·格拉泽认为自己已经“拥有足够的数据”来继续推荐她的皮下植入物。“睾酮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她强调道。我的患者们（

---

4

活动

《解放报》2026 年 8 月 6 日，星期四

（）从极度痛苦的状态转变为难以置信的幸福感。而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比科学进展更快的人。根据 2019 年发布的 IMS 全球共识声明的作者所述，临床医生使用睾酮治疗女性已有数十年之久。在全球范围内，只有 4 个国家拥有经过验证的女性用此类激素产品：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以及从去年开始的英国。因此，在欧盟及其他地区，睾酮是在未经上市许可的情况下开具的，女性要么使用经过剂量调整的男性批准制剂，要么使用为每位患者专门制备的药物。

“存在两个阵营。一方面，纯粹主义者认为临床试验不足，因此拒绝开具睾酮；另一方面，像我这样的人则认为，我们知道其中的陷阱，但我们也有其他可以与患者分享的观察数据，让他们自行决定，”莎拉·格林在 11 月的一次 YouTube 采访中总结道。

问题在于：这些配方“完全是随机的。这是一种胡乱拼凑”，最终可能会使女性陷入危险，米里亚姆·萨切蒂（Myriam Sacchetti）和苏珊·戴维斯共同警告道。后者补充道：“国际绝经学会针对性欲低下障碍推荐的剂量通常是安全的，但可能会导致痤疮以及身体和面部毛发增加等副作用。”

“所有能试的，我都试”

在剂量过高的情况下，部分患者发现出现了脱发、不可逆的嗓音改变以及阴蒂增大等症状。居住在美国的脱毛店老板多米尼克就是一个例子。几年前，这位法国女性在注意到自己的阴蒂增大后，紧急地去看她的医生丽贝卡·格拉泽。“我当时非常担心，但丽贝卡让我安心了。最终，这反而成了我最大的快感。越大越敏感！”当人们提到除提高性欲外，基于睾酮的治疗缺乏可靠数据时，多米尼克反驳说她“完全信任丽贝卡”，并形容自己在面对新的医疗疗法时有点“爱冒险”。“所有能试的，我都试，”这位七旬老人强调道，不过她确实曾尝试停止使用“睾酮”，以省去前往代顿医疗中心的漫长路程。“我重新开始服用雌激素，但我失去了所有能量，抑郁症又回来了，”她讲述道。停止治疗确实可能很困难，尤其是年复一年，多米尼克体内白色植入物中所含的睾酮剂量大幅跳升，从 100 毫克增加到 370 毫克。苏珊·戴维斯证实，一些在服用高剂量后突然停止治疗的女性“可能会感到非常沮丧和不幸”。

在法国，关于这一课题的研究非常有限，医学界对睾酮的热潮持谨慎态度。虽然没有规定禁止医生向女性提供雄激素（因为存在针对男性的药膏），但由于过量风险和信息匮乏，很少有医生这样做。少数医院执业医生在雌激素治疗的基础上，为患者开具这种激素以改善——

在里昂妇女-母亲-儿童医院的绝经期专科妇产科医生中，包括阿曼丁·利乌克斯医生和克里斯蒂娜·鲁塞-雅布隆斯基医生。

在里昂，“我们向她们表明，面对这些问题，她们并非孤身一人”

该市的公共医院（Hospices civils）于 2025 年开设了一个针对严重症状的护理中心，这些症状影响了近四分之一在接近或处于更年期的女性。

几个月前，西尔维 (1) 是通过一位朋友发送的信息得知里昂公共医院（HCL）设有专门针对更年期的日间医院。随后，这位 52 岁的女性将这一发现分享给了她居住在卢瓦尔省小镇的主治医生。目前，有 17,2 百万名 45 岁以上的法国女性（即该人群的四分之一）正处于人生这一自然阶段，其中近 20 到 25 % 的人必须忍受严重影响日常生活的障碍。

然而，口耳相传和程度不一的诊断迷茫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们的医疗护理。在法国，更年期的平均发生年龄为 51 岁，范围在 45 到 55 岁之间。40 岁之前被认为是早绝经。由于患有一种罕见疾病，西尔维在 47 岁出现首批症状时不得不格外小心。“潮热，一年后月经停止，期间出现了脑雾，”这位行政助理回忆道，她一直在与“注意力、记忆力问题作斗争，这在工作中有些影响”。

白发且身材纤细，这位每周步行数小时的运动爱好者很高兴自己的体重保持稳定，但她也“尽量注意”饮食。像所有绝经后的女性一样，她必须维持足够的钙摄入，以远离骨质疏松的威胁。在过去的三年里，西尔维尝试了多种版本的更年期激素治疗（THM），但最后一种“完全不合适”。

深入综合诊疗。一个周三，她来到 HCL 的 Femme-Mère-Enfant 医院度过一天，以便在克里斯蒂娜·鲁塞-雅布隆斯基（Christine Rousset-Jablonski）医生协调的流程中将所有问题理清。这位妇产科医生发起并启动了这一全新的多学科个性化机制，自 2025 年 1 月起在里昂部署。这是该国第三大城市的首次尝试，而类似的服务在巴黎、图卢兹或波尔多也已存在。“我们接到了大量的电话，这充分表明女性在面对各种症状时不知道该向谁求助，”克里斯蒂娜·鲁塞-雅布隆斯基观察到。

她团队的出发点是：“使她们的需求合法化，因为当她们工作时，很难抽出时间进行多项检查。”尤其是心血管疾病仍然是法国女性的首要死亡原因，远高于乳腺癌。为了描绘一个“整体愿景”，可以根据个人的需求（始终在周三）安排半打左右的预约：生物学评估——

---

$\text{解放报}$ 2026 年 8 月 6 日 星期四

5

改善她们的性欲障碍。 她们被建议在腹部或大腿上部每天使用适量的（约为男性推荐剂量的十分之一）男性凝胶。然而，根据患者的说法，其益处仍然非常主观，一旦出现过量迹象（多毛症、痤疮等），治疗即停止。 “只要市场上还没有获准用于女性的药物，从业者在出现问题时将承担唯一责任，”巴黎-萨克雷大学生物化学名誉教授、同时也是 IMS 成员的米什琳·米斯拉希-阿巴杜（Micheline Misrahi-Abadou）阐明，她呼吁法国的学术团体在这一问题上采取行动。 因此，极少数医疗人员

推荐使用睾酮，这或许剥夺了女性改善其性健康的治疗途径。研究员皮埃尔-弗朗索瓦·塞卡尔迪（Pierre-François Ceccaldi）警告称，这一医疗盲点促使“某些患者在互联网上自行采购，从而面临副作用的风险”，他是法兰西岛博若（Beaujon）医院的妇产科教授。

然而，米什琳·米斯拉希-阿巴杜（Micheline Misrahi-Abadou）再次强调，在开始开具睾酮处方之前，必须“保持理智”，她是《（极）早绝经》（Ménopause (très) précoce，Rocher出版社，2025）一书的合著者。这位专家及其法国同事首先强调要恢复对THM（即“绝经期激素治疗”）的认可，因为该疗法能极大改善

大多数症状。根据科学利益团体Epi-phare 6月的一份报告，由于一项美国研究在二十年前将THM与乳腺癌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联系起来（该研究结果此后已被广泛重新评估并被证明无效），导致THM形象受损，因此在2025年，仅有4.4%的绝经期法国女性使用了雌激素联合孕激素治疗。

“我会重新变回那个老太婆吗？”

即便这些疗法获得了卫生部门的批准，米里亚姆·萨凯蒂（Myriam Sacchetti）认为，雄激素疗法也仅仅是现有治疗方案上的“锦上添花”。与此同时，所有专家都一致认为，有必要针对该课题开展更多研究，并对医疗人员进行培训。因为这种对睾酮的新狂热，揭示了那些正处于绝经危机中的女性经常被掩盖的痛苦，而医疗界的认知匮乏以及研究领域对女性性欲的明显漠视，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痛苦。图卢兹绝经中心的弗洛伦斯·特雷莫利耶（Florence Trémollières）报告称：“有些患者为了来看我们而奔波数公里，她们不知道自己发生了什么。”米什琳·米斯拉希-阿巴杜（Micheline Misrahi-Abadou）补充道，许多女性在完全无助的情况下，“相信那些被描述为神奇的解决方案”。她们像多米尼克一样，死死抓住临床医生的承诺和其他人的见证，不惜一切代价寻求好转。此外，法国境内缺乏睾酮植入物，也是阻碍这位旅居海外者回到故土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如果我回去该怎么办？我会重新变回那个老太婆，走路摇摇晃晃吗？”这位七旬老人忧心忡忡地想象着。当被问到在年龄更大、无法开车因此无法咨询“丽贝卡”时该怎么办时，她以一种暗示自己一定会找到继续服用睾酮之方法的语气回避道：“我不知道，我还没考虑过。”哪怕这意味着要搬到医生的附近居住。

护路流程始于与护士（如右侧的阿梅莉·吕克佐 Amélie Luxoz）的面谈，并以妇科会诊结束。

……检查、盆腔超声、骨密度测试以评估骨骼状态，以及根据需要与心理学家、戒烟专家或内分泌学家，甚至心脏病专家的专业会诊。

截至目前，“女士们告诉我们她们感到惊喜，这超出了她们的预期”，妇科部门副主管、医疗管理人员洛兰·雷维特（Lauranne Revit）作证道。她准备了一份带有平面图的指南，以便患者在进行检查的不同建筑之间轻松穿梭，并让患者“成为自身护理的主体”。该流程始于与护士的面谈，护士通过问卷评估症状及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并以妇科会诊结束，以便对风险进行深入综合分析并提供适当的随访。自 2002 年一项引起广泛关注的美国研究发表以来，该研究指出乳腺癌和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激素治疗及其益处与风险的平衡在医护人员中引发了激烈辩论，并导致法国的处方量骤减。鲁塞-雅布隆斯基（Rousset-Jablonski）医生确认：“这可能阻碍了许多人去应对女性生命中这个复杂的阶段。”

“无需羞耻”。但自此之后，这份美国出版物的局限性受到了广泛讨论。一项于2月发表在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杂志》（The BMJ）上的流行病学研究，针对丹麦 800 000 名出生于 1950 年至 1977 年之间的女性队列进行了研究，甚至为这场辩论贡献了重要的一环。其作者得出结论，该研究“没有发现流行病学证据表明，在接受绝经期激素治疗后死亡率会增加”。

在长期由对副作用的恐惧所主导的争议中，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绝经期的痛苦多种多样且可能叠加：包括潮热，以及夜间盗汗、睡眠和情绪障碍、疲劳、关节疼痛、脂肪分布转移（向腹部集中）、阴道干燥或性欲改变。“当女士们推门进来时，我们必须让她们感受到我们的善意，引导她们并倾听她们，我们的语言有时比医生的更容易被接受，”妇产科护士阿梅莉·吕克索（Amélie Luxoz）解释道。她致力于“营造一种信任的氛围，快速建立联系，以便对方愿意敞开心扉”，因为“在三十分钟内，我们会触及非常私密的话题”。因此，“我们尝试让她们安心，淡化严重性，向她们表明在面对这些问题时，她们并不孤单”。

“根据患者及其年龄段的不同，期待可能会截然不同，”阿梅莉·吕克索指出。如果患者在两次预约之间有空档，她可以将她们安置在专门的放松室里，那里比科室的“候诊室”更舒适。在这个理论上禁止使用手机的房间里，布置了柔软的沙发、柔和的灯光和轻柔的音乐。当天的大部分检查并不痛苦，但仍可能引发一定程度的焦虑。整个流程通常持续三到 6 小时。那天 10 时 30 分到达的西尔维（Sylvie）在院内用餐，将在一天结束时离开。她的最后一项行程是面对克里斯蒂娜·鲁塞-雅布隆斯基（Christine Rousset-Jablonski）医生，以评估她于 2 月重新开始的激素治疗情况。

“在能量水平方面，情况好转了，入睡时的潮热减少了，但早晨我真的感觉精疲力竭，腿部和臀部麻木，脚趾抽筋。”在她年轻的时候，绝经期在与亲近的人（包括她的母亲）交流时并不是一个“被提及的话题”。“现在，我会和朋友以及我的伴侣谈论这件事，没有必要感到羞耻，这正在普及，男性需要意识到我们正在经历什么，以便提供支持，”西尔维评价道。在听说这家专业日间医院后，这位五十多岁的女性“立即打电话”并“很快”预约了时间。这种高效的响应让她有机会对已经很复杂的医疗档案获得“另一种视角”。但这正是该机制成功的代价：鲁塞-雅布隆斯基医生承认，会优先考虑需要特定专业知识的病例。由于每个周三仅接收四名患者，候诊名单在不断延长。

迈特·达诺（MAÎTÉ DARNAULT） 里昂特派员

照片 朱丽叶·特雷耶（JULIETTE TREILLET）

(1) 名字已做修改。

---

6

世界

$\text{解放报}$ 2026 年 8 月 6 日，星期四

6 月 28 日在巴格达。约 50 名高级官员和议员在“黎明攻势”行动中被捕。照片 A. AL-RUBAYE AFP

伊拉克腐败问题

重大打击

自六月以来，在当选官员和高级公务员家中搜出的惊人数量的金条和外币，揭露了组织化盗窃国家资源的规模，其触角可追溯至伊朗政权。

作者：HALA KODMANI

数十个黑色手提包在碎石和泳池蓝色地砖之间倾倒出成捆的钞票：这些画面并非出自某部关于“世纪大劫案”的警匪电影，而是在六月底刷屏了伊拉克所有媒体和社交网络。这些画面来自石油部副部长的私人房产，安全部队在该高级官员被逮捕的行动中，在其泳池底部发现了1100万美元和40亿伊拉克第纳尔（总计12.1百万欧元）。除了钞票，这次惊人的缴获还包括同样隐藏在泳池墙壁中的名贵珠宝和手表。这远非孤例，而是名为“黎明攻势”的大规模反腐运动第一阶段的一部分，该运动的第二阶段近日在巴格达启动。

巨额资金——相当于92百万欧元——已被没收，约五十名高级官员和议员被逮捕。这一举措由五月上台的新任总理阿里·扎伊迪（Ali al-Zaidi）决定（见侧页），这次对伊拉克国家内部触角延伸的腐败体系的猛烈打击，在受到伊拉克民众喝彩的同时，也震撼了政界。安全部队在首都“绿区”（各部委所在地及众多官员居住地）开展的突袭行动，证实了涉嫌挪用资金的规模。数据和罪犯均在在。

巨额财富

在一些比副部长游泳池更具创意地隐藏点——面包房烤炉、空调、种植园甚至管道中，发现了成堆的钞票。在议员阿利亚·纳西夫（Alia Nassif）的住所中，搜出了相当于 60 百万欧元的现金和数公斤黄金，她是某个什叶派大党的当选议员，同时兼任议会廉政委员会副主席。作为阿拉伯谚语“看门人即小偷”的完美化身，这位将自己的名声建立在反腐斗争之上的女性，与另外十多名议员一同被逮捕，随后其豁免权被伊拉克司法部门撤销。

---

$\text{解放报}$ 2026 年 8 月 6 日 星期四

7

在 2003, 年美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后的二十年里，一种前所未有的腐败体系在伊拉克全国范围内持续存在并不断完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人类学家霍沙姆·道德（Hosham Daoud）讲述道：“在其他国家，传统的腐败涉及特殊利益集团向官员或负责人购买影响力；而在伊拉克，该网络通过指定官员和负责人，直接在机构内部扎根。”作为一名来自伊拉克的专家，他强调，“伊拉克国家机构，包括各部委、国企甚至监管机构，全部处于政党和民兵政治经济网络的掌控之下。”

多年来，相当于数百亿欧元的资金就这样从伊拉克国库中被挪用，而该国 90 % 的收入来自石油。在欧佩克（Opep）中，伊拉克的出口量和储备量仅次于沙特阿拉伯。这笔巨额财富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挪用的主要来源，石油部也成为了反腐行动的首要目标。在该部两名最高负责人住所中发现巨额财富后，他们在“黎明攻势”初期被捕，被认为是抽走原油资金机制的核心人物。

与其他被腐败侵蚀的国家不同，伊拉克大规模挪用公共资金的目的并非主要为了负责人的个人致富：这些资金主要用于资助政治团体和宗派武装民兵（主要是什叶派）。负责炼油的副部长阿德南·阿尔-奥迈利（Adnan al-Aumaili）在任职期间同时领导伊拉克北部炼油公司，并且是一个亲伊朗政党的领导成员。

在邻国伊朗的政治和经济主导之下

在面包房烤炉、空调、管道中发现了成堆的钞票……

二十年来，伊拉克已成为一个在国际制裁压力下的伊斯兰共和国的财务肺叶。从开心果到汽车，伊拉克市场充斥着伊朗产品。伊拉克记者阿里·萨赖（Ali al-Saray）指出：“多年来，伊拉克政党及其亲伊朗武装民兵创建了经济办公室，负责通过合同和佣金将石油收入吸入非官方金融渠道，考虑到需要支付的政治代价，这些渠道很难被定罪。”

在日报《中东报》（Asharq al-Awsat）发布的一项调查中，他报告称这些机构每年从伊拉克国家预算中攫取 150 亿美元。“大约 40 个经济办事处在各部委、省政府、市政府和银行中维持着由有影响力人士组成的网络，伊朗利用这些网络来规避制裁，同时也为其‘抵抗之弧’提供资金”，调查强调。据称，一些伊拉克政党领导人由此资助了伊朗在该地区的某些代理人，其中包括也门胡塞武装的负责人以及巴勒斯坦哈马斯内部的其他人员。

«政治之狼»

伊拉克体制的触角远不止局限于该国边境。在对多名被捕负责人进行审讯后，伊拉克的反腐运动已扩展至整个地区：据称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约旦、土耳其、黎巴嫩和伊朗，共有 400 处房产、住宅、商业场所及银行账户被查封。国际危机组织（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的研究员 Lahib Higel 在一份简报中提醒道：「长期以来，每一任伊拉克新任总理都将打击根深蒂固的腐败宣布为优先事项。目前的行动更为显著，但到目前为止，它仅针对二线和三线官员 [...] 显然是担心会动摇伊拉克政治精英的最顶层。」

许多伊拉克人也持有同样的保留意见，他们怀疑总理是否有能力将这场十字军东征进行到底。独立新闻网站 Al-Alam al-Jaidi 最近以「扎伊迪，被困在腐败之鲨与政治之狼之间」为题报道称：「随着伊拉克公民看到隧道尽头的一线曙光而产生希望之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究竟是一场深刻的政治改革，还是短暂的波动？」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伊朗的态度，其领导层目前正忙于与美国的战争。但明天会怎样？ ➡

阿里·扎伊迪， “体制获利者”的讨伐者

在4月底被任命之前，这位伊拉克总理并不为公众所熟知。他意在打击腐败和亲伊朗民兵。尽管得到了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但他仍可能面临强大的内部阻力。

他7月中旬的首次出国访问是拜访唐纳德·特朗普，后者自春季以来便大肆宣扬他们之间“极佳的化学反应”。但7月29日，恰逢新任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准备前往沙特阿拉伯之际，他的国家在地区战争爆发以来首次遭到美沙联合袭击。目标是活跃在伊拉克北部的亲伊朗民兵。这一并非巧合的巧合，本身就概括了伊拉克政军局势的复杂性，而这位年轻的政府首脑正试图扭转这一局面。他在4月27日的任命已经标志着伊拉克的历史性转折。二十多年来，伊拉克一直由一群老牌的宗派主义者和投机分子统治，他们使该国的腐败和亲伊朗民兵势力滋长。年仅40岁的阿里·扎伊迪是一名律师、银行家、电视台所有者和企业家，他从未涉足政治，从未担任过公职，也不属于任何政党。他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来自什叶派占主导的底卡尔省，由伊拉克议会中的多数派团体“什叶派协调框架”选中。唐纳德·特朗普曾在1月份介入，否决前总理努里·马利基的回归，因为后者被认为与伊朗过于亲近。

贿赂。 但此人很快就证明了自己既不接受妥协，也不姑息原则问题。在就任次日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他就亮明态度，透露一名石油部高级官员曾向他提供2亿美元的贿赂，以掩盖违规操作。阿里·扎伊迪不仅将此事公开，还随即下令逮捕该官员，以此举将其打击蚕食伊拉克国家的根深蒂固之腐败列为优先事项。这一举动立刻为他在民众中赢得了巨大的信任资本。在极短的时间内，他发起了针对“体制获利者”的前所未有的攻势，并在初夏便展示了惊人的初步成果，包括追回数百万资金和惩处相关人士。凭借在法律和金融领域深厚的大学学术背景，阿里·扎伊迪表现出坚定地且严格地推进一项对伊拉克而言看似乌托邦的项目，因为该国被数十年的暴力所侵蚀，且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匮乏。这位在美总统支持下掌权的商人承诺，将振兴该国脆弱的经济，该经济高度依赖石油出口。

除了反腐之战，他的另一项紧迫且危险的优先任务是解除强大民兵武装的武装，以恢复国家对武器的垄断。这一雄心是对邻国伊朗的正面挑战，伊朗通过这些民兵将伊拉克置于其军事和经济统治之下。在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命令下，自美以对也门发起攻势以来，这些民兵对海湾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发动了袭击。在战争之前，他们就经常在巴格达及其他地方袭击美国利益目标。

调解。 阿里·扎伊迪（Ali al-Zaidi）明确表示，他希望通过改善与海湾国家、土耳其，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来重新平衡地区和国际关系，从而摆脱伊朗的主导。他在华盛顿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几天后在也门却受到了冷遇，因为他试图在两个交战方之间进行调解，而这两方长期的对立已使他的国家成为了代理人战争的战场。

阿里·扎伊迪的雄心和勇气得到了外交官们以及更多伊拉克人的赞赏，但这也让人担心他的未来。他计划从根本上质疑多年来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支配伊拉克的一切，这预计将使他面对凶猛的敌人。

阿里·扎伊迪于 16 May。BIAGI PRIME MINISTER MEDIA OFFICE. REUTERS

H.K.

---

8

世界 经济

《解放报》 2026年 6 月 8日 星期四

作者 FABIEN PERRIER 雅典特派员

在距离雅典约二十公里的地方，从希腊的第一座摩天大楼——里维埃拉塔（Riviera Tower）的第46层望去，景色令人震撼。这座由法国建筑商布依格（Bouygues）建造、高度达 203 米的塔楼还需要完成最后四层的施工，才能开始内部装修。但现在已经可以看到南部的萨罗尼克湾群岛及其蓝色海域，北部的卫城和希梅特山，以及向东延伸至苏尼翁角的海岸线和向西延伸的伯罗奔尼撒山脉。这座将用于安置豪华公寓的大楼预计将在 2026. 下半年交付。它坐落在名为“Ellinikon”的宏伟项目中心，该项目以雅典旧机场命名，直到 2001, 为止，该机场占据的场地面积是摩纳哥的三倍。根据投资者Lamda Development（希腊强大大亨Spiros Latsis的公司，该改造计划的执行方）的说法，这是一个“城中之城”。但一个人的梦想可能是另一个人的噩梦。

因为这座从雅典远处可见的塔楼以及整个项目在十多年来一直饱受争议。今年5月，当摄影师瓦西里斯·斯塔莫斯（Vassilis Stamos）发布了一张从首都北部的彭德利山拍摄的照片时，争议再次升级。被脚手架环绕的摩天大楼似乎俯视着海拔 156 米的卫城。在选定的透视角度下，高度差使得这座神圣的岩石显得微不足道。在社交网络上，这座建筑成为了阿提卡（雅典周边地区）发展的隐喻。

«一座

圈子之城»

对于该项目的支持者而言，这座塔象征着该国的经济现代化及其面向未来的能力。在走出 2008 年金融危机后，希腊重新赢得了投资者的信心，并展现出令人赞赏的增长率：2024 年和 2025 年为 2,1 %，预计 2026 年也将如此。因此，在市中心和沿海地区拥有多家娱乐场所的 Chrysanthos Panas 「相信这个由 Foster Partners 等世界顶尖建筑事务所设计的项目。整体规划非常周密，且契合城市设计。」他强调「它将配备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道路设计旨在改善沿海地区的交通。最重要的是，中心地带将打造一座公园。这将是欧洲最大的公园，且向所有人开放」，他如此保证。与此同时，Lamda Development 向 $\text{解放报}$ 吹捧「最大的

在希腊，一个在各层面都引发争议的房地产项目

在雅典旧机场原址上，旨在成为国家经济复苏象征的宏伟房地产综合体 Ellinikon 正面临激烈的批评。其反对者认为，这尤其代表了富人对空间的私有化。

这一欧洲城市再生项目建在原埃利尼孔（Ellinikon）国际机场旧址上，占地 6,2 百万平方米，拥有 3,5 公里的雅典海岸线，并计划创建一个 2 百万平方米的公园。据称，该项目旨在成为“居民和游客的标志性目的地”。其描述十分诱人：“开放的绿地、顶尖的体育公园、高端住宅、商业区、豪华酒店、码头、文化场所，以及一个包含会议中心和赌场、健康与福祉中心以及一所大学的综合体。”整体将符合“smart city”概念，即一座“智能城市”，通过使用数据和顶尖技术来优化城市服务，提高生活质量并减少环境影响。

在反对者看来，“这座塔楼就像整个项目一样：丑陋且不可接受！”克里特大学前建筑学教授伊利亚斯·吉安尼迪斯（Ilias Giannidis）如此评价。他阐述了自己的观点：“Ellinikon 不需要水泥、不需要赌场……这个项目与阿提卡的传统建筑完全不符。此外，这座摩天大楼完全破坏了视野、景观，甚至破坏了自古希腊以来建筑中存在的尺度概念。”事实上，从古希腊开始，尺度概念就被应用于建筑中，并基于人类、模数和数学和谐。然而，另外三座规模虽较小但仍将兴建的塔楼包括：一个购物中心（大型商业中心）、一个酒店综合体和一所大学。“他们创建了一座真正的城市，将拥有约 30000 名居民，”同样是建筑师且反对该项目的托妮亚·卡塔蒂尼（Tonia Katatini）表示，她担心这会变成“一个封闭的空间，一座圈层之城”。

她以公园为例证明这一点：“法律规定，任何建筑必须保留 30 % 的土地为开放空间或绿地。但这个公园将是一个‘内部’绿地，因为它位于一个被各类住宅包围的综合体内部……它不会让周边社区受益。甚至海滨也被改造成为奢侈空间，大多数人无法进入”，而在一个最低工资为 1027 欧元（税前），且年平均工资仍比危机前水平低 25 % 的国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本应纳入社会住房，”她指出，并意识到住房成本正变得越来越昂贵。根据雅典市长哈里斯·杜卡斯（Haris Doukas）的说法，雅典人将工资的 70 % 用于租住单间公寓，而租住两居室则高达 90 %。

购买金额

非常低

事实上，从 30 年代起开始运行的雅典旧机场遗址的修复工作，在近二十年间一直处于争议之中。埃利尼孔（Ellinikon）于 2001 年关闭，因为希腊为了迎接 2004 年奥运会而启用了另一座机场——埃莱夫塞罗斯-韦尼泽洛斯机场。该遗址随后被弃之不顾。2010 年，雅典在经济和金融危机后处于违约边缘，向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中央银行申请了贷款。作为交换，这些机构要求希腊采取严厉措施，其中包括将国家资产私有化。虽然该遗址当时已被废弃，其机库被用作仓库，并在 2015 年至 2017 年间被用作移民安置营，但雅典旧机场仍被视为一项“家族瑰宝”。因此，在 2011 年，希腊政府将这块土地纳入一个旨在提升公共资产价值的基金，并就埃利尼孔旧机场遗址及相邻海岸地带的重新开发启动招标。斯皮罗斯·拉齐斯（Spiros Latsis）参与了竞标，他的家族在他在将旗下的 Lamda Development 集团多元化扩展至银行、石油及建筑业之前，通过船东业务积累了财富。

“Lamda 是唯一提交了坚定报价并被希腊政府接受的参与者，”这家在 2014 年以 5.6 亿欧元赢得该项目的公司强调道。在不同专家的看来，相对于该空间的状况和面积，这一金额是偏低的。

---

Libération 2026 年 8 月 6 日

9

伊利亚斯·吉安尼迪斯（Ilias Giannidis）就是如此，在他看来，“摩天大楼豪华公寓的销售额就超过了整个区域的购买金额！”至于格奥尔吉奥斯·阿纳马特罗斯（Georgios Anamateros），他于 2014 年 11 月 13 日被任命为负责打击税务欺诈检察官的专家，以“评估该遗址的公正购买价”，他对一个“非常低的价格”感到愤慨。然而，正如他略带讥讽地指出的，与 Lamda 的合同签署时间竟然就是……11 月 14 日！在他看来，“竞争是在不透明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许多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比如城市规划规则、所有权规则……”他还注意到，资金本应由自有资金提供，但实际上却通过贷款筹集。但最关键的是，Lamda 将部分地块出售给了其他房地产开发商，而该公司并无此权利。“它只能销售成品房”，而成品房的建设成本更高。Lamda 对任何违规行为予以否认：“我们的方案基于一个整体的总体规划（master plan），随后经过精细化和调整，以符合希腊政府制定的城市规划框架和法律要求。”该公司还指出，“交易已由法律批准，随后获得了必要的城市规划许可和监管文件。收购于 2021 年完成，经历了约十年的招标、谈判和许可获取过程。”最重要的是，该公司提醒人们，该项目的总成本估计近 90 亿欧元，并且最终每年将吸引超过 1 000 000 额外的游客，在各领域创造约 70 000 个就业机会，并为希腊 GDP 贡献 2,5 个百分点。即使是布依格（Bouygues）——该公司凭借在摩天大楼建设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此前与诺曼·福斯特（Norman Forster）的合作，在 2023 年与两家希腊公司 Intrakat 和 Aktor 成立合资公司加入其中——当时也主张该塔楼工地将“雇用 1 000 人，并创造 500 个直接就业岗位”。

在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列

这些金额不足以改变批评者的看法：“Lamda 本应以高出 2,7 倍的价格收购该场地，即 15.6 亿欧元，”格奥尔吉奥斯·阿纳马特罗斯（Georgios Anamateros）主张。他还解释说，另一位专家约安尼斯·梅拉斯（Ioannis Melas）在考虑到地块出售的情况下进行了评估。该评估将合同签署价格翻了四倍。但最关键的争议点在于实际执行与政府最初雄心之间的差距。“原计划在那里建立一个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大型公共公园，”伊利亚斯·吉安尼迪斯（Ilias Giannidis）解释道。托妮亚·卡特里尼（Tonia Katerini）补充道：“道路或水资源等基础设施是由国家出资的。”Lamda 方面迅速回应道：“但这是权利！相反，我们资助了一定数量的初步研究。” 2020, 年，当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takis）为工程揭幕时，他宣称：“Ellinikon 是我们正在建设的新希腊的象征。” 一个繁荣的希腊，其 6 月的失业率仅为 8%。但这是一个平等的希腊吗？26,3% 的人口，即 2,7 百万人，仍面临贫困风险。尤其是由于财富高度集中在最富裕阶层手中，希腊人位列欧盟最贫穷的人群之列。因此，从根本上说，新 Ellinikon 的反对者所抵制的是公共空间的私有化。根据托妮亚·卡特里尼的话，这里将设有私立学校、私立大学、豪华酒店和公寓，将被打上“财务壁垒”的烙印，阻碍中产阶级和最弱势群体享受该场所。在某种程度上，这里将被大厦的居民所主导。 ➡

全额方案 每月 34.906 原价 75 000 售价 电话

在此订阅 或通过电话 01 55 56 71 40 从 1 000 到周五 9时至18时

• 纸质报纸送货上门
• 访问网站和应用程序的所有内容

---

10

总统大选

《解放报》 2026 年 8 月 6 日，星期四

竞选中的外国干预

克里姆林宫 的烟雾弹

爱德华·菲利普、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和加布里埃尔·阿塔尔近日在社交网络上成为了俄罗斯虚假信息行动的受害者。无论左翼还是右翼，这种威胁都令人担忧，与此同时，一项旨在提高处罚威慑力的法案已提交至参议院。

作者

ARTHUR LOUIS

国防与国家安全总秘书处（SGDSN）没有看错：市政选举充当了“总彩排”。在首轮选举前近八个月，复兴党总统候选人加布里埃尔·阿塔尔的团队周三宣布，这位前总理成为了“来自俄罗斯及与俄罗斯中央权力机构相关机构的外部干预”的目标。根据外国数字干预监测与保护局（Viginum）的说法，该机构将此次事件与亲俄的“俄罗斯套娃”（Matriochka）操作模式联系起来，一些虚假报道、视频和报纸头版在 X 上被传播，旨在损害这位前马蒂尼翁宫主人的名誉。根据 Viginum 的说法，这些虚假内容最终被网民看到的次数很少——它们冒用了法国媒体（RFI、BFM、France 24、法新社、le Parisien、Ouest France 和解放报）的视觉标识，就从宗教到他所谓的帕金森病，或是其父亲留给他的、且其父亲本人据称“死于药物过量”的“毒品帝国”等虚假话题对加布里埃尔·阿塔尔进行诽谤。

最近几天，其他企图制造不稳定的行为针对了爱德华·菲利普（其健康状况成为多条虚假信息的目标）以及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尚未宣布竞选总统，但极有可能参加社会党初选）。根据“公共广场”（Place publique）负责人的说法，此次攻击的来源已被明确识别：“SGDSN 向我确认，我是‘Storm1516’组织攻击的目标，该组织由 GRU（俄罗斯军队情报局）直接操控。”他在周二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俄罗斯的行动已被识别、追踪并归因。

在一段由分布在不同国家但均表现出亲普京或亲特朗普倾向的账号在社交网络上分享的视频中，一个由人工智能生成的声音声称，拉斐尔·格吕克斯曼的竞选团队成员、记者 Léa Salamé 曾试图贿赂媒体以支持其候选资格。视频中还可以听到 Mediapart 联合创始人 Edwy Plenel 的一段虚假音频证词，声称收到了其同行的提议。这一切都采用了法国媒体 Blast 的图形代码，该媒体的 181 页内容被复制并粘贴到一个虚假网站上。同样，那里的一切看起来都像 Blast，唯一的区别是出现了一篇该纯数字媒体从未写过的文章，讲述了 Léa Salamé 试图行贿的理论。

« 一个战场 »

根据不掩饰其反普京立场的$\text{格吕克斯曼}$，其目标是“让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病毒式传播，以抹黑被俄罗斯政权视为敌对的人物”。在$\text{阿塔尔}$的身边人士看来，他们断言“这种情况还会再次发生。每次针对的都是那些对俄罗斯采取非常坚定立场的候选人。显然，国民联盟的领导人们并未被针对。”

紧接着，${Place publique}$党首${让-吕克·梅朗雄}$在左翼的主要竞争对手便抓住了这个问题。“继以色列情报部门针对我们的三名市政选举候选人之后，现在轮到俄罗斯情报部门针对三位法国名人，其中包括社会党总统大选的潜在候选人${格吕克斯曼}$，”这位${La France insoumise}$的候选人在周二做出回应。这成了他提醒人们${LFI}$市政选举候选人塞巴斯蒂安·德洛古（马赛）、弗朗索瓦·菲克马尔（图卢兹）和大卫·吉罗（鲁贝）曾遭受干预的机会。他们都曾成为通过一家名为BlackCore的以色列私人实体发起的虚假信息活动的攻击目标，并最终被法国当局揭发。在对后者进行调查时，${解放报}$和《哈雷兹报》揭露了用于在线影响力活动的开发工具，并追溯到两家总部位于以色列的公司。然而，当时未能与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建立任何联系。在同一场市政选举活动期间，俄罗斯宣传网络Storm-1516——即攻击${格吕克斯曼}$的那个网络——还针对${Horizons}$党在巴黎的候选人皮埃尔-伊夫·布尔纳泽尔发起了一次另一次破坏行动。几个月后，Storm-1516又将目标对准了该党的党首${菲利普}$。破例一次，${格吕克斯曼}$和${让-吕克·梅朗雄}$一致认为采取行动已刻不容缓。“对于像俄罗斯这样的强权来说，我们的选举正变成一个战场，”${Place publique}$党首周三在RTL电台表示。而他的竞争对手则保证，“${insoumis}$将支持任何针对企图损害法国总统竞选自由与公正之人的行动。”并发出动员呼吁：“迫切需要集体防御这些破坏活动。[...] 是时候组织一个共同战线来对抗干预了。”

「加重处罚」 社会党初选和${Place publique}$的潜在参与者也持有相同观点。面对以社交网络为首要行动杠杆的外国干预，${格吕克斯曼}$强调，必须让“美国和中国的大型平台，特别是X和TikTok，被迫遵守欧洲规则”（见右侧），且欧洲国家在采取行动时不能“手软”。而${梅朗雄}$则提醒，“马努埃尔·邦帕尔已经向总理提交了${LFI}$的建议”：“他本应再次与我们会面。但没有消息。”

然而，总理塞巴斯蒂安·勒科尔努曾在六月份接见了所有政治团体以讨论该问题。他甚至在媒体面前认为，干预风险“在市政选举中非常显著”，在他看来，这“预示着总统大选将面临严重的威胁前景”。为了应对这一局面，行政部门于7月22日在参议院提交了由内政部长洛朗·努涅兹提出的法案草案，该草案此前已由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四月份宣布。该文本目前仍处于委员会审查阶段，建议创建“新的参考-

据总理称，该文本建议创建在选举期间能够紧急寻求司法救济的“新参照”，或“加重刑罚”以增强威慑力。在计划于秋季进行的该法案投票之前，政府可能需要研究 ●●●

---

《解放报》周四 2026年8月6日

11

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在伊宗（吉伦特省），7月14日。 摄影 RODOLPHIE ESCHER

加布里埃尔·阿塔尔在旺代省，周二。 摄影 MAYLIS ROLLAND

上议院认定的类似威胁。在7月初公布的一份信息报告中，参议员 Laurent Lafon（中间派联盟）、Sylvie Robert（社会党）和 Agnès Evren（共和党）对“内部干预”风险发出警示，并担心法国缺乏预防此类行为的工具。虽然 Vignum 部门负责打击外部数字干预，但对于由国内政治或经济参与者在国家领土内策划的操纵活动，尚未制定任何应对措施。

“威胁禁止 X 是必要的”

对于总统候选人兼生态党全国秘书马丽娜·汤德利埃（Marine Tondelier）而言，埃隆·马斯克的社交网络在“结构性虚假信息”方面的影响比单纯的外国数字攻击更为深远。

切断 X。这是马丽娜·汤德利埃为了保护政治辩论免受外国（尤其是俄罗斯）以及美国极右翼干预而提出的激进——或许是挑衅性的？——建议。在市议会选举期间，不屈法国党在遭受攻击后，加布里埃尔·阿塔尔、拉斐尔·格吕克斯曼和爱德华·菲利普也受到了一次干预行动的影响。那么在总统大选时该如何防范？

生态党长期以来一直就 2027 年竞选期间可能出现的已知且相当大规模的外国干预风险发出警示，其程度将超过以往所有选举。我们非常担心。在[注：6月]于马蒂尼翁府与其他政治力量就该主题举行的会议上，对方向我们解释称，市议会选举期间攻击所产生的选举影响微乎其微。当时，我代表生态党介入并发出警告：不能因为这些攻击在 2026 年没有产生重大选举影响，就认为 2027 年也不会如此。我还表示，除了从国外组织地发起的攻击外，对我来说，X 的算法是对这个国家民主生活更强有力的干预，因为它本身在虚假信息传播中具有更结构性的、每日每分的持续影响。因此，必须强制执行欧洲法律框架[即《数字服务法》或 DSA]，并制裁那些在打击此类活动方面行动不够迅速、拒绝提供信息或拒绝删除问题内容的社交网络平台。我认为，在选举期间威胁禁止像 X 这样的平台是必要的，且在预先发现干预行为时必须实施此项制裁。

禁止 X？您会被指责为审查……

如果 X 现在停用一个月，将对法国的公共辩论大有裨益……这个社交网络的问题不仅仅是“言论自由”或“创业自由”的问题。这个工具由一名居住在美国、拥有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拥有，且此人希望让欧洲完全屈服于美国。此外，埃隆·马斯克已表示他希望玛丽娜·勒庞在法国获胜。这恰恰有力地揭露了国民联盟所谓爱国主义的虚伪，事实上，所有敌视法国的外国势力都希望其获胜。这个社交网络的算法是被操纵的。旨在阐明发布内容真实性的“标注”[添加在内容下方]现在反而成了额外虚假信息的来源。只要我谈论生态，即使有经过证明的科学要素，一切都会被系统性地质疑。更不用说我们在那里遭受的网络欺凌，尤其是当你是女性时。

那么政治人物在监管这个平台方面已经无能为力了……

第一步应该是将 X 视为内容编辑者：是一个算法决定发布内容是否出现，并组织标注系统……X 是一个媒体，具有编辑路线。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内容分发平台。除了禁止 X 之外，生态党在打击干预方面还有哪些建议？

正如我们在气候领域所见，美国和俄罗斯在传播虚假信息的努力上趋于一致。政府计划如何制裁潜在干预行动的实施

rence？法国是否对外国，特别是与其保持对话的美国和以色列，划定了红线？法国必须这样做。同时，还必须打击媒体集中在文森特·博洛雷（Vincent Bolloré）手中及其所谓的“文明计划”，因为这与外国干预一样——甚至更甚——具有操纵公共辩论的高风险。在我们7月公布的计划中，我们建议参考挪威模式制定一项反对媒体集中的法律，禁止一个集团持有超过两份报刊、一个国家电视台和一个国家广播电台。最后，加强公共视听媒体的资源，特别是其数字化资源，并支持地区报纸在数字化以及面向年轻读者的读者群更新方面，这一点至关重要。

采访记录：LILIAN ALEMAGNA

---

12

法国环境

$\text{解放报}$ 2026年8月6日 星期四

在温室下，温度连续几天超过了35℃。7月27日，在萨夫奈（Savenay）。

季节工们在周围忙碌

干旱

在卢瓦尔-阿特兰蒂克省，蔬菜种植者陷入困境

在法国西部，农民们正承受着气候变暖的影响：在萨夫奈，有些人自春季以来就没见过一滴雨，而今年冬天他们却遭遇了洪水。

作者：

保琳·穆洛 (PAULINE MOULLOT) 驻萨夫奈（卢瓦尔-阿特兰蒂克省）特派员

摄影：西奥菲尔·特罗萨 (THÉOPHILE TROSSAT)

她逐一检查番茄植株，观察每一朵花。五朵花中，只有一朵能结成番茄。其他的都“流产”了，萨夫奈（卢瓦尔-阿特兰蒂克省）的蔬菜种植者娜塔莉·皮里欧 (Nathalie Piriou) 解释道。“一旦超过 35℃，花粉就会变得不育，”这位农民补充道。在她的温室里（为了减轻热量而刷白），她已经数不清自 6 月初以来温度超过这个致命阈值的日子有多少天了。在黄瓜行中，7 月底的统计情况更糟：九朵花中，没有结出一个果实。但这并不妨碍季节工们在植株周围忙碌，在天气炎热时，植株每周生长一米，工人们需要将它们固定，剪掉不会长大的果实，并摘除阻碍植物生产的叶片。

“最近几天天气稍微凉快了一点，所以情况在好转，”这位 52 岁的农民希望道。她与 54 岁的丈夫大卫 (David) 在经历职业转型后，于 2002 年在此定居。用于给花朵授粉的熊蜂巢被安置在温室入口处。“通常我们会把它们放在中间，但那里没有空气，它们太热了，”她解释道。她是“综合防治”的支持者，这是一种依靠昆虫来减少农药使用的耕作系统。

具有地中海风情的景观

在二十多年的经营中，这对农民夫妇从未经历过如此的一年。“一个月没见雨了，”这位生产者忧心地说。根据最近气象站的降水量数据，自 6 月 1 日以来，降雨量仅为 20 毫米。在一名雇员和五名季节工的帮助下，要维持一个五公顷的农场（其中包括 10 000 平方米的隧道，用于种植番茄、黄瓜和茄子）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蔬菜种植者可以利用农场内的水池进行灌溉，但他们确保谨慎使用资源，在晚上和深夜浇水。他们已经放弃了生菜，因为生菜无法在高温中生存。在他们的直销店中（销售其 95% 的产品），娜塔莉讲述道，“从 6 月起我们就无法提供生菜了”。在田里，全部干枯的混合生菜叶已无法挽救。虽然一些红生菜苗抵抗力稍强，或许可以救回来，但这位种植者断言，“得付钱雇人来采摘，而且因为尺寸太小只能卖 20 分钱，不值得。”

秋季种植的韭葱情况也没好到哪里去。在土里一个月后，它们依然只有铅笔那么粗。

---

$\text{解放报}$ 2026 年 8 月 6 日 星期四

13

在天气炎热时，植株每周生长一米。

干枯了。“人工浇水能维持生命，但这与降雨完全不同。我们需要的是 10 或 15 毫米的雨水，”大卫·皮里欧 (David Piriou) 解释道。在这个具有地中海风情的景观中，唯一的异常是红薯地，在酷热中依然郁郁葱葱。

“我们不知道该做怎样的准备”

这是气候变化的一个典型悖论：这位农户回忆道，同一个农场在今年冬天……在“连续四个月的降雨”后，脚下深陷水中。草莓被淹死了，蔬菜种植者在排水沟充水的温室里工作。尽管生菜损失惨重，但最终最糟糕的情况被避免了，这让最初担心的人们感到惊讶。“有些草莓苗死掉了，但大部分都被救回来了，”娜塔莉·皮里欧（Nathalie Piriou）仍然感到惊讶。“人们认为气候变暖就是缺水和气温升高，但实际上，它主要是让一切都走向极端。连续四个月有水，然后又是四个月滴水不剩，这就是极端。”她指出。

我们走在南瓜地里，这里今春被淹，而在这个酷暑之夏正遭受苦难。“今年我们做的唯一明智的事情，就是安装了一套滴灌系统来浇水。”尽管如此，南瓜只有拳头大小。通常一棵植株结好几个，而现在只能数出一个。“天气热的时候，植株产生的雄花比雌花多，因为这消耗的能量较少，但只有雌花才能结果，”娜塔莉·皮里欧继续说道。

总损失目前还难以量化，要到年底结算时才能知晓。在7月，农户仅收获了 60 公斤四季豆，而 2025, 年同月近 300 公斤；收获了 60 公斤圣女果，而原本应该是 200. 公斤。至于其他作物，影响将主要在8月显现，因为在6月和7月初酷暑中枯萎的花朵将无法结果。“现在，我们不知道一棵植株能收获 20 或 50 个黄瓜，

50 公斤番茄还是十公斤，”娜塔莉·皮里欧担忧地表示。作物损失还可能影响秋季作物，例如目前在遮阳网下种植的甜菜，以及除非发生奇迹否则无法生长的南瓜和韭葱。“必须让消费者明白，他们将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价格，而他们的工资却没有增加，”这位生产者警告道。

在整个参观过程中，这位蔬菜种植者不断重复同一个词：他们正在“承受”气候变化。 2022, 年，他们已经经历过一次严重的干旱，随后在 2024, 年，夏天极其潮湿且多雨。直到 2026 年这次历史性事件发生之前。“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该做怎样的准备。我们在4月或5月播种时，是该准备应对干旱之年，还是像两年前那样准备应对多雨之年？番茄苗在收获结束后的10月份就要预订。我们无法提前这么久知道天气情况，”她质疑道。艰难的年份并非始于今日，但这次危机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规模。就好像那句被用滥了的表达“没有季节之分了”终于有了全部的含义。 ➤

破纪录的七月

2026 年 7 月成为法国历史上降雨量第三少的月份，降雨缺口近 70 %，根据法国气象局周二公布的数据。这一情况进一步恶化了本就不利的局面。法国气象局详细分析称，7月底，“土壤比 2022 和 2025 年同期更加干燥，达到了与 2022 年 8 月中旬记录到的最低水平相当的程度”。 7 月也是我国历史上最热的一个月，平均气温为 24,9℃。

农民中的生态焦虑：一种日益明显的痛苦

许多专业人士意识到气候变化正影响着他们的心理健康。以至于有些人将其称为“生态焦虑”，而另一些人则仍将其视为农业从业者心理不适的众多因素之一。

一位鸡蛋生产商目睹了她的鸡在酷暑中死亡，一位菜农发现他的番茄遭受了“热击”，还有一些奶牛养殖户感到担忧，因为他们正在消耗原计划用于冬季的饲料储备，并担心如果草不重新生长，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牛将吃什么。在经历了三次异常的热浪、一场影响法国大多数省份的干旱以及随处可见的火灾之后，农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处于应对气候变化的第一线。这种程度甚至可能影响到他们的心理健康。虽然关于此主题的科学研究仍然匮乏，但相关证词却在不断增加。“我从 14 岁起就从事这个行业，从未经历过这种情况，”定居在盖朗德（卢瓦尔-阿特兰蒂克省）的 62 岁菜农多米尼克·大卫（Dominique David）报告称。“当你看到你的作物枯萎，而因为没有水而无法播种下一茬时，这是一种持续的压力，”他继续说道。同样定居在卢瓦尔-阿特兰蒂克省的娜塔莉·皮里欧（Nathalie Piriou）承认，“有些早晨，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起床”，尽管她“凭借客户的支持……保持着乐观”。但除了与客户的接触外，“我们是孤独的”，她感叹道。“从精神上讲，我们可以理解那些产生绝望念头的人，”多米尼克·大卫总结道。

不确定性。在缅因-卢瓦尔省，同样是菜农且是农民联盟（Confédération paysanne）成员的马里昂·勒格罗斯（Marion Legros）在最近几周参加了由其工会和有机农民团体组织的几次关于该主题的会议。“我们决定聚集在一起，讲述每个人在农场里的经历。无论专业领域是什么，无论是菜农、养殖户、葡萄种植者还是果农，每个人都感到沮丧。”她指出，除了心理影响外，“显现出来的是一种巨大的疲劳。在身体上，这比 2022 年（的干旱）要困难得多，因为这次是接连发生，我们没有时间恢复。”她听到一些同事在质疑，如果这些意外事件重复发生，他们是否还想继续从事这份职业。专家确认在最近几周观察到了变化。“这种情况在上个月显著加剧：心理学家在农民的叙述中发现了可以被定义为生态焦虑的弥散性忧虑，”农业社会互助局（MSA，农民的社会保障机构）“心理不适预防”计划的负责人弗雷德里克·雅凯-利博（Frédérique Jacquet-Libaud）表示。

这种不适感通常是多因素的，与孤独、收入、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有关，而这些主题都与气候变化直接相关：但全球性的剧变很少在农民的心理困境中被直接指责。MSA 解释说，在面向处于心理困境农民的 Agri'écoute 电话热线上，6 月份讨论该主题的情况明显增多。“他们打电话时不会说是因为酷暑而担心，但这会在对话过程中浮现。生态焦虑被包含在一系列脆弱性因素之中，”弗雷德里克·雅凯-利博继续说道。“无论哪个群体，心理健康方面都有一个主要因素，那就是不确定性。一旦我们无法再规划未来，这可能会让我们失去平衡。而现在，不确定性已成为农民职业的基本原则，”她强调道。

“海啸”。“现在，人们处于震惊之中，他们正试图应对眼前的困难，”农民团结会（Solidarité Paysans）主席玛丽-安德烈·贝松（Marie-Andrée Besson）补充道。该协会是一家接近于农民联盟（Confédération paysanne）并为农民提供帮助的组织。她预见秋季将出现一场“海啸”，并认为农民的心理不适与结构性困难有关，而她认为政府最近通过的农业紧急法案并未解决这些问题。

心理学博士、前农艺工程师海伦·雅林（Hélène Jalin）刚刚启动了一项关于该主题的研究项目。在基于她进行的最初二十多次访谈后，这位将博士论文致力于研究“生态焦虑”的学者，在农业界的受访者身上发现了这种心理障碍的特征。“他们无法入睡，天气成了他们最主要的话题，并且他们强迫性地每天查看十次天气预报，”她解释道。不过，这位研究员补充说，“这是一种不被承认的生态焦虑。尽管承受着这种持续的压力，他们绝不会承认自己处于这种状态。”虽然意识正在觉醒，且大多数民意调查确认农民表示担心气候变化，但海伦·雅林注意到传统农民与所谓的 Nima（非农业背景且通常从事替代方案项目的人员）之间存在鸿沟。她解释说，直到今天，“传统农民仍会聚焦于个人问题，但不一定会将其与气候变化联系起来”。相反，在农民联盟，马里昂·勒格罗斯（Marion Legros）解释说，她那些“政治意识最强”的同事更倾向于像一部分生态活动人士那样，将其称为“生态愤怒”：“这些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发出警示的主题，但却没有任何行动。”

P.M.

---

14

EMPRESSO

$\text{解放报}$ 2026年8月6日 星期四

Libé.fr

隆德省的大型三文鱼养殖场：“碳排放量比传统系统高出两到十三倍”

$\text{Compassion in World Farming France}$ 协会总经理 Yvan Savy 对在 Verdon-sur-Mer 建立三文鱼养殖场所带来的有害环境后果发出警告。省政府周二批准了该项目，该项目预计将生产 10 000 吨鱼类并创造 250 个就业岗位。我们的采访详见 Libé.fr。照片 RODOLPHE ESCHER

“Jean Pormanove”案：主播Naruto与Safine被判刑

Owen Cenazandotti和Safine Hamadi周三因在其极度暴力的直播中实施故意暴力而被判处缓刑。2025年8月，Raphaël Graven在直播中死亡。

作者：MATHILDE ROCHE

“我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记者了，在我们之前有一场长时间的评议！”一名律师在法庭长椅上与她的当事人汇合时低声说道。周三，尼斯轻罪法院的小大厅里挤满了摄像机，旨在捕捉主播“Naruto”和“Safine”审判的结果。此前，围绕着去年夏天直播传播的Raphaël Graven（绰号“Jean Pormanove”）之死的案件引发了巨大的媒体关注。

早在一个月前的第一次听证会上，Owen Cenazandotti和Safine Hamadi之间就已经产生了分歧，而现在情况进一步恶化。前者在同伙的陪同下到场：大约15名年轻男子，他们构成了“lokal”的核心成员——这是他们每日节目播出期间的频道好友和粉丝社区。据其律师称，这伙人因Safine在审判期间的言论而对他发起猛烈攻击，甚至导致他周三无法到场。

“自辩论结束以来，Safine一直受到威胁以及由那些希望他闭嘴的人发起的可怕的网络欺凌活动，”其律师Tom Michel在电话中解释道，他本人目前身在国外。“我们正在敲定一份起诉书，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当事人选择不再让自己暴露在风险之中。”尽管如此，该律师表示对两名被告被判处不同的刑期感到“非常满意”。虽然法院判处两名主播监禁缓刑，但Owen Cenazandotti被判处两年监禁及15 000欧元的罚款，而Safine Hamadi被判处十八个月监禁及5 000欧元的罚款。他们因对另外两名同伙Raphaël Graven和Stéphane G.（化名Coudoux，被法官描述为“弱势群体”）实施故意暴力，以及向受邀参加节目的未成年年轻粉丝发射彩弹而被定罪。

“系统”。法官还判定他们因经常使用歧视残疾人的侮辱性词汇和恐同言论，构成基于残疾和性取向的煽动仇恨罪。不过，被告被指控的滥用弱势地位和传播图像的罪名被宣判无罪。

“在没有受伤、没有受害者、没有原告的案件中被判两年缓刑，这是前所未有的，”Owen Cenazandotti的律师Fabien Carles在面对媒体采访时立即做出反应。“我的当事人对自己被像罪犯一样审判并被认定犯有暴力罪行感到极其失望，而且还是针对他曾经最好的朋友。”因此，他们保留对这一“缺乏情感”的决定提起上诉的权利，尽管最终的刑期低于检方要求的量刑。7月7日，在经历了十小时的听证会以及所有“Pormanove案”当事人短暂的睡眠后，检察官Maud Marty的问题在尼斯法院的小房间里回荡：“在一个法治国家，人们可以用钱买到羞辱他人的权利，或者为了几千欧元出租自己的尊严吗？”这一疑问处于一份毫不妥协的公诉书的核心，不出所料，该检察官在最后呼吁法院判定这两名“垃圾直播”（trash streaming）节目的共同主持人对所有指控的罪名全部成立。他们被认定犯有多次故意暴力，以及为了吸引更多观众并在Kick平台产生收入而精心策划的侮辱、嘲讽、扇耳光和殴打行为。

总之，他们被判定有罪，因为他们建立了一套“系统”，旨在利用这种数字化的虐待展示来获利——即便其中一部分是模拟的或经同意的。直到那场触发一切的悲剧发生：他们的同伙拉斐尔·格拉文（Raphaël Graven）在连续12天拍摄此类内容后心脏骤停。

鉴于此案在媒体上的反响，正如预料的那样，这位被称为“JP”的人的命运成为了审判的主线，这让辩护律师们深感不满，因为他们希望将辩论集中在仅被指控的违

7月6日，在尼斯法院的欧文·塞纳赞多蒂（Owen Cenazandotti），化名“鸣人”（Naruto）。

同一天的萨菲内·哈马迪（Safine Hamadi）。照片：VALÉRIE HACHE AFP

法。在她的量刑建议中，莫德·马蒂（Maud Marty）已经为两名被告请求了不同的刑罚。对于欧文·塞纳赞多蒂，鉴于他“作为系统主要组织者和收入接收者的核心角色”，请求判处30个月监禁，其中一年为佩戴电子脚镣的居家强制执行，并立即执行，同时处以30 000欧元的罚款。

对于萨菲内·哈马迪，请求判处18个月缓刑监禁并处以15 000欧元的罚款，理由是其参与程度较低，“且已意识到问题并愿意弥补过错”。该法官强调，必须将此案视为那些“拷问社会底线”的案件之一。

禁令。相反，萨菲内的法律顾问汤姆·米歇尔（Tom Michel）辩称：“我认为检察官女士错了，她说你们应该审判一个系统。你们应该审判的是事实和人。”他认为萨菲内“应对其行为负责，但仅限于此”。而“鸣人”的律师法比安·卡尔斯（Fabien Carles）则将全部赌注押在淡化其当事人的行为上，称其为一名“演艺人员，必须承认他在构思每晚三小时的新表演方面具有创造力，尽管有时处于边缘地带，并非总是聪明，也并非总是可控”。

这一论点未能说服法官免除对他实施数字禁令：两名被告在接下来的6个月内被禁止使用社交网络。如果说哈马迪非常明确地表示打算永远消失在互联网上，因此并不在意这项附加处罚，那么塞纳赞多蒂则会苦苦数日。这位尼斯人通过其律师表示，他急于恢复在平台上的活动。

---

$\text{解放报}$ 2026年8月6日 星期四

15

Libé.fr

莱比锡机场发现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

在该军事枢纽，航空交通中断了两小时。该枢纽被德国军队使用，并用于运往乌克兰的货运。德国政府周三谴责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相关文章请阅读 Libé.fr 照片来源：AFP

为什么乌克兰没有且不会有足够的反弹道导弹

乌克兰数月来一直在发出警告：由于缺乏弹药，它很快将无法拦截俄罗斯的弹道导弹。这些重达 4 吨的巨兽以 7000 km / h 的速度撞击目标，携带 480 至 700 kg 的爆炸物。在周二至周三的夜间，其中 24 枚导弹袭击了基辅及其地区的火车站、分拣中心、商业仓库和工业场地。至少 17 人死亡，44 人受伤。

如何拦截一枚弹道导弹？停止这些装置的唯一方法是发射一枚防空导弹，就像用一颗子弹击中另一颗左轮手枪子弹一样。为此，需要一套非常先进的雷达、指挥和发射系统。与轨迹呈钟形且易于计算、冲向太空的弹道导弹不同，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导弹被称为“准弹道导弹”。其射程为 50 至 500 km，在大气层高空飞行，这使得它们能够

在气层上滑行，从而不在预期的位置出现。“因此，拦截弹必须具备追击能力。这需要非常复杂的武器系统，如‘爱国者’或法意联合研制的 SAMP / T，”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 Etienne Marcuz 指出，“如果没有这些系统，携带爆炸量是 Shahed 型无人机十倍的‘伊斯坎德尔’导弹将是不可战胜的。”

为什么基辅不再有足够的拦截弹？全球反弹道导弹库存处于最低水平。首先是“爱国者”导弹，在 2 月 28 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战争中被大量消耗。根据美国分析人士的说法，五角大楼自年初以来已发射了 1200 枚以上的“爱国者”导弹，库存不足一千枚。然而，制造商每月仅交付 20 枚，面对俄罗斯的发射频率，这个数字简直可笑，因为通常每次拦截需要发射两枚拦截弹，且

每枚的成本估计为 3,5 百万欧元。与俄罗斯不同，西方工业尚未转向战争生产节奏。

乌克兰能自行制造吗？

为了生存，乌克兰正寻求减少对盟友的依赖。在 7 月的北约峰会上，唐纳德·特朗普曾向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承诺，将允许其像德国和日本一样获得授权生产“爱国者”导弹。国防工业正处于蓬勃发展中的基辅已开始与三菱公司谈判，以利用其专业技术。但特朗普在近日改变了决定。“‘爱国者’是一个高科技系统，而乌克兰是一个处于战争中的国家，许多特工为俄罗斯情报部门工作。我可以理解提供制造手册时的顾虑，”Etienne Marcuz 强调。与此同时，乌克兰工业正与欧洲人共同开发自己的拦截弹项目，命名为

Freyja。但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

乌克兰如何保护自己？

俄罗斯在7月发射了126枚弹道导弹（相比之下，整个2024年为200至300枚），通常与“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和无人机配合使用，以使对方的防御系统饱和。这促使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周三将俄罗斯的“恐怖政策”定性为“不可接受”。此外，莫斯科上周重新开始发送朝鲜的KN-23弹道导弹，且平壤据称正在为其俄罗斯盟友部署一个弹道导弹部队。根据埃蒂安·马库兹的观点，短期供应“没有奇迹般的解决方案”，最佳方案是“攻击发射器和制造工厂”。$\text{基辅}$自2月以来一直在积极致力于此，成功打击了多个工业地点，其中部分地点位于俄罗斯境内1400公里处。

劳伦斯·德法努（LAURENCE DEFANNOUX）

全文请阅读 $\text{解放报}$ 官网 Libé.fr。

美国 民主党左翼在密歇根州初选中获胜

在民主党周二举行的四场公开初选中，密歇根州的初选——决定11月下一任参议员候选人名单——吸引了全国政治战略家的关注。亲${伯尼·桑德斯}$和${佐兰·马姆达尼}$的${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最终击败了${海莉·史蒂文斯}$，后者是一名被民主党建制派认为完全具备当选能力的温和派。投票结果预示着一场相当于地壳变动的政治剧变，足以挑战夺回参议院的战略，目前共和党在参议院领先六个席位。这尤其确认了民主党左翼在美国政治版图上的新权力。Ph.C.（发自纽约）

全文请阅读 ${解放报}$ 官网 Libé.fr

英国 伦敦四人被刺伤，一名女性被捕

伦敦警方报告称，周三在${科文特花园}$有四人被刺伤后，一名女性在伦敦被捕，警方提及了“心理健康问题”。一名执法部门发言人确认，四名受害者——年龄分别为34、39、42和52岁——被发现时带有锐器伤，并指出警方是在收到举报后接到的出警请求。${天空新闻}$表示，47岁的嫌疑人涉嫌袭击和持有攻击性武器。据伦敦救护车服务部门的一位发言人称，受害者已由救援服务部门接管并被送往医院。警方详细说明，其中两名男性接受的治疗针对的是“不危及生命”的伤势，另外两人已获准回家。（综合法新社）

15%

这是卫生部周三宣布的2026届医学住院医师名额的增幅。一份公告称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增长”，从2025年的8 919个岗位增加到10 260个开放岗位，将于11月起实施。总岗位的40 %将用于全科医学（+13%）。与此同时，其他专科的人数也在增加：皮肤科（+25 %），以及儿科、妇产科、急诊医学、老年医学、心血管医学和精神病学（约+20 %）。（综合法新社）

Tour de France：保琳·费兰-普雷沃与黄衫渐行渐远

卫冕冠军保琳·费兰-普雷沃（Pauline Ferrand-Prévot）在周三第五赛段距离终点约 30 公里的杜尔比兹山口（博若莱）告别了在 Tour 中实现两连冠的梦想。尽管坡度并不恐怖（3,7 公里，坡度 5,8 %），但当日大赢家、荷兰选手德米·沃尔勒林（Demi Vollering）所设定的节奏对于“PFP”及其目前的体能状态来说过快了。此前在周二的第戎个人计时赛中已陷入困境，这位 34 岁的法国选手目前落后于总成绩领先者、瑞士选手马琳·罗伊瑟（Marlen Reusser） 5 分钟。在周五的旺图山赛段中，她将无法弥补这一差距。

照片 NICOLAS TUCAT AFP

---

16

$\text{解放报}$ 2026 年 8 月 6 日 星期四

观点

家，是一个新鲜的观点吗？

家长期以来作为思考对象被忽视，但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被珍视、被纠缠、被丢失、被幻想，它是一层膜，时而保护我们，时而将我们禁锢；它被时代的挑战所穿透，且往往将这些挑战具体化。正因如此，今年夏天，$\text{解放报}$ 邀请了哲学家、作家、人类学家……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一主题。

母之屋

被诅咒又神圣的厨房，塔罗牌客厅…… 作家通过他们曾在巴黎第五区夸特法日街（rue de Quatrefages）共同生活过的那个心爱公寓，讲述关于他母亲的故事，那是 80 年代的事。

我的母亲在一个月前去世了。我曾与她住在两栋房子里，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两套公寓，因为我们是巴黎人。她曾经历过我尚未存在的世界，例如她童年时代的公寓，或者 60 年代她与我父亲住在安的列斯群岛的时候。她让我产生了对场所、对栖居的兴趣；在法语中，母亲（mère）和房子（maison）是以同一个字母开头的。我为此写了一本书，名为《室内》（Intérieur），我热爱这本书，就像人们热爱自己居住的地方一样，没有不恰当的傲慢，只有一种平静的纯真。

二十年后，我会重新写一遍《室内》，去描述一座我还未入住的房子。除了那些居家的人们所处的传统社会，一个人一生中只经历过一个窝的情况是很罕见的。我想，拉斯·冯·特里（Lars von Trier）买回了他在童年时期居住的房子。我至少得拿两个诺贝尔奖才能做同样的事；我没那个命，而且无论如何，除非我疯了，否则我不会回到第十六区。

在我 15 岁那年，即 1980 年夏天，我和母亲搬到了植物园附近夸特法日街的一套底层公寓。我在那里住了 9 年，我们像是一对伴侣，在其他方面以及她深爱的这套公寓和这个街区中紧密相连；在经历了奥特伊（Auteuil）之后，第五区意味着解放：不再有沉闷的中产阶级，不再有身处世界尽头的感觉，不再有在第一轮投票中就以 80 % 得票率当选的市长，这一次，我们处于事物的核心。1980 年，巴黎这座城市仍带有阶级和风格的差异印记。

我母亲的风格是那种“左岸-知识分子-嬉皮士-女权主义-东方主义”的风格；这不是我的风格，但这是我青少年时期浸淫其中的风格，随后我离开了它。这套底层公寓以前是一家卡巴莱歌舞厅，它有一个双层拱顶地下室，这吸引了我的母亲，因为这个地方最初的用途并非居住。事实上，整栋房子都是这个第五区地带的一个避风港，这里是最不为人知、因此也最迷人的部分，毗邻卢泰西亚竞技场、清真寺、植物园，以及乔治·佩雷克（Georges Perec）的幽灵身影——他在去世前搬到了 200 米外的林奈街（rue Linné）。

我母亲心爱的公寓“夸特法日”，是她选择开启第二段职业生涯的地方，它隐藏得很好：进入大楼的院子，面对着一个安静凉爽的抬高花园，那片绿意像修道院一样宜人。我的母亲在那个时代之前就是一名生态主义者（我可以写“écolo”，但我仿佛能听到她的声音，而且我不喜欢截断词），她在 1974 年投票给了勒内·杜蒙（René Dumont）；而我当时支持左翼保皇党人贝尔特兰·雷努文（Bertrand Renouvin），但那时我才 9 岁。这个街区所在的土地曾是一座著名的 19 世纪监狱——圣佩拉吉（Sainte-Pélagie），最初是一座女子监狱，后来这里关押过内瓦尔（Nerval）、库尔贝（Courbet，其作品《圣佩拉吉自画像》）以及歌曲作者贝朗热（Béranger）等人。

像一张棕褐色的旧照片

了解自己居住之地的历史是件好事。进入一个极小的房间，那里连接着浴室和厕所，我母亲将其设计得像个全木制的船舱。在洗手池上方的搁板上，她摆放了十尊非洲小雕像，即所谓的姆比古石雕，是她从加蓬带回来的。然后进入客厅，那是最大的房间，连接着其他房间——她的卧室和我的卧室，以及通往改造后地下室的楼梯。那里相当昏暗，像一张棕褐色的旧照片。厨房没有窗户，这很奇怪。我母亲（我不像那些不认识她却谈论她的人那样称呼她为“妈妈”，我每次都不得不纠正，尤其是在养老院里：“您的意思是我的母亲？”这会造成短暂的尴尬，但随后并不会得到任何修正）热爱她的厨房胜过热爱烹饪。既然每座房子都是一个大脑，因此也是一个潜意识，我将这种窗户的缺失解读为我母亲与烹饪这一概念之间暧昧的关系。

我母亲厨艺很差，而且由于我父亲一生都在他试图经营的餐厅里用餐，我没有接受过任何饮食教育。是我爱过的那些女性让我意识到了餐盘的重要性，每个人的方式各异：东方时尚风、家庭陶器风、可生物降解风。对我母亲来说，厨房是一个既被诅咒又神圣的空间，仿佛这个房间代表了女性命运可能遭受的惩罚。

我母亲的女性主义最初是建立在反对将女性限定于琐碎家务之上的——因此她轻视家务所需的时间，因此上述家务的质量低劣，因此厨房处于封闭状态。像所有意识形态一样，女性主义是暧昧的：它可以轻视烹饪将其视为一种异化活动（这种态度已变得罕见），或者相反，重新评估烹饪方式中的女性特质。70 年代的第一波女性主义拥有一个强有力的盟友，即工业社会的饮食现代主义，它让我的同龄人的数百万孩子在餐盘里吃到了罐装饺子、罐装玉米和罐装巧克力奶油。

我母亲的风格，是左岸风格

一位出色的氛围营造者

让我们走进客厅，这是一个位于底层的宽敞房间，两扇窗户面向安静的清真寺街。墙壁是白色的，地毯是冰咖啡色的，窗帘是白色麻布制的；一张铺着印度织物的沙发（配有配套靠垫）背靠着外露的横梁，横梁标志着通往地下室的入口，我们稍后会下去。一簇绿植环绕着一台路易-菲利普风格的五斗橱，橱上放着一尊佛像；这种东方主义与资产阶级风格的混合令我感到有趣，而一幅19世纪末的画作进一步提升了这种氛围，画中以透视法描绘了一个室内场景，视线纵深地看向另一个客厅，就像皮特·德

作者：THOMAS CLERC 作家

---

$\text{解放报}$ 2026年8月6日 星期四

17

左翼-知识分子-波西米亚-酷-女权主义-东方风格。照片：LAURIE SIMMONS

胡奇（Hooch）的作品，但采用了后印象派风格绘制。

我的母亲是一位出色的氛围营造者；像所有人一样，她有一份第二职业，那就是她家庭的天才。她通过创造个人氛围而非在厨房中来“实现”自己（我不喜欢这个词，但我使用它，因为对我母亲来说，每个人都应该获得解放），正如我们所见，因为对她而言（我也认同这个观点），一种氛围的持续时间比一顿饭更长。就在这个客厅里，她连续二十年教授马赛塔罗牌，这让她得以生存并令她痴迷。由于精神分析的追随者少于对纸牌操作的追随者，因此塔罗牌的需求量很大。

我的母亲是亚历杭德罗·佐多夫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的弟子，他与她同岁，两人都出生于1929年；佐多夫斯基——亲近的人称他为“佐多”——依然在世；我不知道他是否知道我母亲的事。在我的房间里（位于客厅右侧），我可以听到我母亲的塔罗学生们在房间中央支撑房屋的柱子周围就座，在我看来，这根柱子的象征意义很明显：通过塔罗牌帮助他人，这就是我母亲找到的道路，在这里，她的理想主义倾向、对教学的渴望、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以及对某种非标准理性主义的爱好结合在了一起。因为尽管表面如此，她完全不认为塔罗牌是一种神秘实践，而将其视为一种心理解放的工具，患者在她的引导下，尝试进行某种自我分析。

我母亲的女权主义首先建立在反对将女性禁锢在琐碎厨事之上的基础之上，因此她轻视这些厨事所需的时间，因此上述厨事的质量平庸，因此厨房处于封闭状态。

即便橡木门保护了职业秘密，但在我母亲迎接学生时，我也会出去。否则，我就留在房间里做以前青少年会做的事：阅读、写作、用一台我至今保留着的 Technics 唱机听摇滚乐，透过窗户看着行人经过并说“这里看起来很漂亮”，或者白日做梦。

我那个白色小单间的墙上贴满了我的英雄（鲍伊）和女英雄（Blondie）的照片，这些都是从当时的报刊上剪下来的，还有作家的明信片（福楼拜、坡）或类型电影的海报，《我的名字叫没人》、《谋杀就是谋杀》、《第四阶段》。我一直对那些通过崇拜之物展现出一个人个人信仰的房间很敏感。

我母亲的房间就在我的对面，在客厅的另一侧，它是我的回响：那里有一个白色木制支架，以及被称为 Bruynzeel 的松木架子，在那里，“芭芭拉”存放着她无数的“塔罗”或“按摩”档案——这是她在“地下室”从事的另一项活动，那个充满幻想的地方为我的一本书提供了原始素材。我不经常进入她的房间，因为母亲的房间必然是一个神圣之地，进入那里就像潜入者一样。

拥有一个家的相同基本欲望

在我于当代出版记忆研究所（Imec）(1)举办的“自画像”展览中，我展示了一份令人惊讶的档案：在弗朗西斯·拉卡辛家中被盗书籍的清单。我的母亲在她的房间里有一个书架，因为她崇拜书籍，并将这种崇拜传给了我，而我也在尝试将其传递给比我年轻的人，遗憾的是，这些人已经变得怀疑主义，这是一种我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厌恶的思维方式。我母亲的书架分为灵性、女性主义和哲学三个类别。

这个“三位一体”并非我的志向，但我发现她读过的所有书现在都成了流行书籍。当她不得不搬进养老院（新话语称之为“Ehpad”，或可称为“高概率加速衰退机构”）时，我挑选了一些书籍作为对她的纪念。奇怪的是，其中没有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众所周知，那是女性主义的圣经之一，但人们较少提到的是，它也是对所有权的赞美。

弗吉尼亚·伍尔夫，就像我的母亲，就像我，以及最终像所有人一样，我们分享着同一个拥有一个家的基本欲望。极少数人对此不屑一顾（例如让·热内，他一生都住在酒店里，但却为他最后的爱人穆罕默德·埃尔-卡特拉尼在摩洛哥建了一栋房子）。伍尔夫说女性应该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但她更激进地暗示，“存在”取决于“拥有”，这是一个既保守又革命的论点。最近我回到了夸特雷法日街 5 号，那是我的母亲的房子，我们在那里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和她的中年时代。新买家把它变成了 Airbnb。

(1) “自画像”展览，在 Imec，阿尔登修道院，位于圣热尔曼-拉-布朗什-埃尔布（卡尔瓦多斯省）。展至 11 月 29 日。

---

18

$\text{解放报}$ 2026 年 8 月 6 日 星期四

向比托致敬。9 月 14 日，《修改》的作者（2016 年去世）本应满 100 岁。这件事并未被忽视：索邦大学的研讨会（10 月 15 日和 16 日）、医学历史博物馆的展览（10 月 19 日至 2 月 3 日）、诗歌之家的朗诵会（9 月 14 日）。此外还有许多再版书，从《米兰通道》（午夜出版社）到《关于随笔的随笔》（吉利马出版社），以及《关于米歇尔·比托的即兴创作》（Canoe 出版社）。照片 J. SASSER, GALLIMARD

LUIREGA

今年夏天，《解放报》将走访法国及其他地区的写作职业接待场所。今天，我们来到曾治疗过梵高的前上帝之城医院（Hôtel-Dieu），拜访一些语言的传递者。

在阿尔勒，在前上帝之城医院的四边形区域内，可以听到人们的谈话声和外语。作为深受游客喜爱的文化高地，梵高空间（Van Gogh）——这位画家在1888-1889年割掉耳垂后曾在此接受了几个月的治疗——设有媒体图书馆、展厅、餐厅……围绕着一座装饰有椴树的美丽花园，这些树是荷兰画家画作中那些树的后代。在7月底，正值摄影节（Rencontres photographiques）期间，三场展览吸引了游客和访客，其中包括纽约人马丁·巴拉特（Martine Barrat）的展览。但在那些开有小窗的高墙后面，在国际文学翻译学院（CITL）居民们独立工作的静谧中，其他语言（拉脱维亚语、罗马尼亚语、塞尔维亚语、阿拉伯语、英语、德语……）在低语。与摄影一样，翻译是这座罗讷河口省城市文化身份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四十年来，这里每年都会举行专门针对这一艺术的会议。驻留项目、交流会、工作坊、高中生竞赛……一系列活动都指向同一个名为 Atlas（文学翻译推广协会）的机构，该机构由八名常任成员组成的团队运营，资金主要来自国家图书中心（Centre national du livre）、大区文化事务局（Drac）和大区政府。

算法。在花园的拱廊下，一扇圆形的蓝色大门十分引人注目。上面写着：“请按铃，有人会为您开门”。当周围的旅游喧嚣达到顶峰时，这个邀请立刻让人想起《爱丽丝梦游仙境》中那个经过隧道和兔子后通往梦幻花园的小入口。随后，在 Atlas 协会 2025 年的活动报告引言中，我们将读到这些呼应并试图驱散生成式算法翻译阴霾的句子：“翻译是一门对话的艺术，是一次关于差异、批判精神和质疑的具体体验，翻译是这一创造性的学科——

阿尔勒 CITL 所在的梵高空间花园。照片 THOMAS MELOGRANA，解放报 剪辑

阿尔勒，翻译传统

这种庆祝积极倾听的创造性学科。它是那个奇妙的中间世界——带有一点魔力，只要涉足其中任何人都能理解——在这里，人们在表达自己的声音的同时，也被他人的声音所贯穿。

目前，那只兔子其实是一只狗，一只来自安的列斯群岛的动物，名叫Yoshi。它是这里的常客，正是它的主人（Atlas团队的一员）带领我们进入CITL以及协会总部的各楼层。一楼设有

行政办公室和一座向居民24小时24.开放的大型图书馆。万一有人在深夜被某个问题困扰，翻译学手册和许多词典正等待着他们，有些非常专业，比如关于碳酸饮料的词典或拉鲁斯火车词典。这个高天花板的巨大房间曾是Hôtel-Dieu（上帝之酒店 / 医院）的公共休息室。是否是为了召唤那些穿着长护士袍的修女和19世纪病人的幽灵，才让一名驻场翻译员喜欢在深夜来到这里并躺在地上？在二楼，专门为“访客”设计的空间延伸至700平方米。去年大约有200名居民在此停留，时长从一周到三个月不等（条件：从事法语译入或译出翻译）。这简直像是一个理想的合租房。一条长走廊的两侧分布着十间空调房，走廊尽头是一个健身房。大多数房间的设计方式相同：一个近乎苦行僧式的工作空间，一个小洗手间，以及一个带双人床的阁楼。进入房间前会经过一个类似阁楼的空间，设有客厅、美式厨房、餐厅，整体面向一个通风良好的漂亮露台。到处都贴着总结社区和谐生活规则的海报。冰箱和橱柜中，居民们各自拥有专属位置，里面装满了食物。离开时，剩余的食物会留在防浪费储备区。居民们经常在露台上举行共同晚餐，比如不久前的一次60岁生日庆祝活动。

探索。在这个上午时分，五位翻译员聚集在露台上，三女两男。来自苏丹的Atif Elhaj Saeed正在将查德裔法语瑞士人Nétonon Noël Ndjékery的《Au petit bonheur la brousse》译成阿拉伯语；西班牙人Joanna Carro则在翻译Alain Gairaudie的《Ici commence la nuit》。罗马尼亚裔法国人Iris-Aléa Reinald获得了一项所谓的“探索”奖学金，用于在罗马尼亚寻找新作者，目前正在翻译诗人Angela Marinescu的部分文本。塞尔维亚人Goran Lakicevic-Kostrovic（即上述提到的“生日”当事人）在伦敦之后，正致力于翻译塞林（Céline）的《Entretien avec le professeur Y》。而Agnese Kasaparova则在为Eric-Emmanuel Schmitt的《Trahison d'Einstein》提供拉脱维亚语版本。所有人都强调，驻场机会让他们能够脱离日常生活，专注于工作，并讨论遇到的问题和文化参考。

尽管身处此地感到快乐，他们也倾诉了担忧。翻译工作报酬低，而伴随近一半驻场项目的奖学金（2025年数据）则非常受欢迎。“在塞尔维亚，为了生存，一年得翻译12本小说。这不可能，现实是三四本，”同时也是出版商的Goran Lakicevic-Kostrovic指出。人工智能使这个职业面临更大的危机。这种忧虑随处可见，尤其是在图书馆里，彩色插页提醒人们：“在这里，我们用灵魂翻译”，或者用“直觉”，甚至“用心”。这些标语由“血肉之躯”（En chair et en os）集体签署。30 9月，在Stef（法国出版翻译工会）和“AI-全面警报”（IA-lerte générale）集体的发起下，发起了一次为期一天的罢工号召。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学季决心。

弗雷德里克·凡谢特（FRÉDÉRIQUE FANCHETTE）

驻阿尔勒特派记者

---

$\text{解放报}$ 2026年8月6日 星期四

19

但托马斯·克莱尔（Thomas Clerc）是谁？直到11月29日，托马斯·克莱尔将在位于卡昂（卡尔瓦多斯省）附近的阿尔登修道院的ence（当代出版记忆研究所）展出他的《自画像》。他通过对蒙田、科莱特、莎拉·内夫曼（Sarah Nefman）、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和爱德华·莱韦（Edouard Lévé）（照片）的分析，追问“我是谁？”。他每月在现场一次。现场设有自动拍照亭，以便参观者在离开时也能创作自己的自画像。照片：MICHAEL QUEMENIER，爱德华·莱韦档案，IMEC

从策兰到达尔维什。9月17日至19日，夏米纳杜尔会晤（Rencontres de Chaminadour，位于克鲁兹省的盖雷）将举行可能第24届会议，此次会议将围绕两位诗人展开：1970年被处决的德语罗马尼亚犹太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以及2008年去世的巴勒斯坦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ch）（照片）。出席人员将包括阿多尼斯（Adonis）、西尔维·热尔曼（Sylvie Germain）、埃利亚斯·桑班-西蒙·巴顿（Elias Samban-Simone Baton）、皮埃尔·米雄（Pierre Michon）、胡里亚·阿卜杜勒-瓦赫德（Houria Abdelouahed）、埃马纽埃尔·莫泽斯（Emmanuel Mozes）等。照片：DE

布若将军的报应

他参与了路易-菲利普时期的阿尔及利亚征服。科莱特·齐特尼茨基（Colette Zytnicki）回顾了一位如今被推倒雕像、且在当时因屠杀而备受争议的人物的职业生涯。

曾几何时，人们还自豪地传唱着《布若父亲的帽子》（la Casquette du père Bugeaud）。如今，人们正在更改那些以这位因征服阿尔及利亚而闻名的元帅命名的地点名称（在巴黎，布若大道已在两年前消失）。时代已然改变。昔日的英雄变成了恶棍。针对他的卷宗中最重要的指控证据为人所知：1844年6月11日对斯贝巴斯（Sbèbas）部落实施的烟熏屠杀，以及一年后对奥莱德·里亚（Ouled Riahs）部落实施的类似行径。前者由卡瓦尼亚克（Cavaignac）上校下令，后者由佩利西埃（Pélissier）上校下令。两人均在布若的指挥之下。在事件发生一周前，这位元帅甚至写信给佩利西埃：“如果这些卑鄙小人退到洞穴里，就效仿卡瓦尼亚克在斯贝巴斯所做的；像对待狐狸一样，用烟熏死他们。” 于是，部队执行了命令：他们在达赫拉（Dahra）山脉的内克马里亚（Nekmaria）附近的一口洞穴入口处用灌木丛封死并点火，导致数百名男女和儿童窒息而死。一名法国士兵作证道：“洞穴巨大；昨天我们清点了七百六十具尸体。”

基于大量的档案资料，科莱特·齐特尼茨基回顾了这位人物的职业生涯，他如今成为了七月王朝时期为了“征服”阿尔及利亚而采取的“全面战争”的化身。她回顾了这位同样热衷于农业问题的人如何将“以剑与犁”（ense et aotro）的格言奉为己任，梦想通过军事恐怖和大规模农业工程政策来殖民阿尔及利亚。在此过程中，她表明布若的一生并不完全符合他的传奇色彩（无论是曾经围绕他的金色光环，还是如今的黑色污名）。首先，是因为布若在当时就受到了很多批评。尤其是达赫拉的烟熏屠杀，引发了舆论的激烈抨击。在科莱特·齐特尼茨基挖掘出的资料中，我们可以引用路易-勒-格兰（Louis-le-Grand）高中学生发给路易-菲利普的主要大臣弗朗索瓦·吉佐（François Guizot）的一封抗议信：“究竟是什么样野蛮的人，能如此冷静地杀害毫无还手之力的老人、妇女、儿童，甚至是成年男子。不，元帅先生，看到法国人以如此残酷的方式处决被击败的敌人，人性在受苦。部长先生，请原谅路易-勒-格兰的学生们向您表达愤慨的鲁莽。” 因此，烟熏屠杀并非某种时代精神的结果：许多人，就像路易-勒-格兰的学生一样，抗议布若的战争手段。总的来说，这位元帅的性格和成就从他担任议员和总督的起步阶段直到去世，在当时就受到了广泛的“质疑”。人们指责他的残暴、他对阿尔及利亚的管理以及他的独断专行。他的主管部长苏尔特（Soult）元帅，甚至吉佐和路易-菲利普都对他难以预测的性格心存戒备。而他则不断地为自己辩护，利用所有可用的手段：给朋友和政府的信件、小册子、报纸。正如科莱特·齐特尼茨基所写，“可以想象，如果是在今天，他将成为新闻滚动频道和社交网络上的知名人物”。这真是令人向往。但事实是，人们确实将征服阿尔及利亚的钥匙交给了他。为什么？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人们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因为他能取得成果？还是因为，尽管他受到了批评

当时的右翼和左翼都对他提出了批评，或者或许正是凭借这些批评，布若在七月王朝时期，显得像是“中间路线”的完美化身。SYLVAIN VENAYRE

COLETTE ZYTNICKI 《布若案例：阿尔及利亚殖民征服的暴力》Tallandier 出版社，330 页，22,90 欧元。

在古代，狂熊与蜜毒之兵

艾德里安娜·梅耶揭示了现代恐怖行为的前身——非传统战争技术。

就古代文献所能提供的判断而言，公元前1世纪罗马在小亚细亚针对当地国王米特里达特发起的长期战役并非易事。在常规战斗之外，罗马军团的对手还加入了令人惊愕的精巧手段：毒箭、燃烧沥青、如雨般落下的红热陶球。在罗马人为了破坏防御工事而挖掘的隧道中，对方释放了愤怒的蜂群和狂暴的熊。在军队行进的道路上，对方放置了充满蜂蜜的蜂巢……但那是中毒的蜂蜜，因为采蜜蜂曾接触过可怕的杜鹃花：随后引发了腹泻、疯狂和死亡。这些手段属于非传统战争，即背离武装战斗的常规手段和荣誉意识形态的战争。这属于化学、生物和心理手段的领域，并非现代社会的专利。美国历史学家艾德里安娜·梅耶在2003年的一部著作中证明了这一点，新世界出版社（Éditions du Nouveau Monde）在今年春天出版了该书的修订口袋本。“我们倾向于将这些手段视为现代技术的怪异发明，想象在古代，战争总是公正且光荣的 [...] 这本书证明了在生物战争方面从未有过纯真时代，”作者写道。副标题“希腊火、蝎子炸弹和烈焰猪”让人们得以窥见古代的创造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千年前，他们同样精通致命蒸汽。该书在阐述这些技术时，“有时由于缺乏考古证据，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古代叙述而缺乏过度批判”，同时也强调了使用这些手段所涉及的道德问题。在古代，就像后来在骑士时代一样，非正式的规范定义了“光荣的战争”，推崇直接对抗，贬低迂回战术、远程杀戮或诡计。这是阿喀琉斯与奥德修斯之间古老的对立，而后者那“千般诡计”从未被击败：从第一个向对手投掷蜂巢的人到乌克兰的无人机操作员，战争依然是克劳塞维茨所描述的“变色龙”。

多米尼克·阿尔贝蒂尼

艾德里安娜·梅耶

《古代的非传统战争》新世界出版社，384 pp., 10,90 €。

---

20

$\text{解放报}$ 2026年8月6日 星期四

书评

失踪

马塞尔·科恩，所有账户皆为“事实”

这位作家致力于碎片化形式的创作，尤其体现在《事实》（Faits）和《细节》（Détails）中，他于7月31日去世，享年88岁。他在占领时期作为一名被隐藏的犹太孤儿度过的童年，烙印在他绝大多数的文本之中。

正是因为他在钢琴上敲击得太用力，使得作家马塞尔·科恩（Marcel Cohen，7月31日去世，享年88岁）逃脱了家族的悲剧命运。在1943年8月的那个日子里，这个当时还无需佩戴黄星的5岁孩子被派往蒙索公园与家政女工散步。在回程时，巴蒂尼奥勒大道公寓的门房劝阻他们不要上楼。警察已经到了那里，接到的命令是逮捕公寓里的所有居民。于是，安妮特将男孩带到了布列塔尼的梅萨克村，她的丈夫马图林就住在那里。他在那里住了两年。幸运的是，邻居们认为他是一个私生子，而那些沉溺于此猜测的闲言碎语反而保护了这三人免受其他怀疑，在那个隐藏犹太人会导致被驱逐的时代，这至关重要。在2023年出版的《五位女性》（Cinq Femmes）中，作品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的作者马塞尔·科恩，

向他的恩人安妮-玛丽·弗朗索瓦·沃兰（安妮特，1952年去世）致敬。随后，其他女性接力，为这个失去父母和姐姐的幸存者提供了情感随后是知识上的支撑。他的父母和姐姐被分别装入第59号（1943年9月2日）和第63号（同年12月17日，因规定要求婴儿需满6个月）运输车，在奥斯威辛被杀害。在德朗西集中营，母亲玛丽·科恩曾寄来一封信：“告诉安妮特，让她像对待儿子一样照顾他。”

“滑冰者”。这种童年经历在马塞尔·科恩的书籍中不仅在内容上，甚至在形式上也若隐若现。在探索了小说（尤其是2021年以《城市》（Villes）为题并包含另外两篇文本重新出版的《加尔帕》（Galpa））之后，这位作家选择了碎片。在2010年接受$\text{解放报}$的一次采访中，他表示：“小时候，我的生活远非循规蹈矩。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破碎的形式是最不虚伪的。”他在加利玛出版社（Gallimard）白色系列丛书中的大写标题也延续了这一风格，具有完美的简洁感，《事实》分为三个“剧集”，随后是分为两个剧集的《细节》。马塞尔·科恩在其中穿梭，挖掘记忆，记录读过的事物、见过的事物，思考，并进行盘点。碎片经常以“一个男人”开头。也许那是他？也许不是？我们随之而行，脑海中浮现出作为扉页引用的弗兰茨·卡夫卡的一句话：“他追逐事实，就像一个初学者滑冰者。”

在作为隐藏儿童的生活期间，马塞尔·科恩脱离了学校教育系统。他讲述了在解放后住在姨妈家的巴蒂尼奥勒街，一位邻居如何接纳他并帮助他补课。这个此前曾离家出走的孩子，从而得以在中学阶段接受正常的教育。后来，他在巴黎的一所新闻学校接受培训，于是人们看到他成为一名青年，在另一位女性——一位奔波于各地的作家加布里埃尔·贝特朗的保护下成长。她将对亚洲旅行的热爱传递给了他。她本人非常熟悉喜马拉雅山脉。1957年，马塞尔·科恩也通过搭便车的方式出发。他的小说《加尔帕》深受这次旅程的启发，故事发生在一个（印度的？）城市里，围绕着一座破旧的寺庙，寺庙上有一道既是物理上也是隐喻上的裂缝。这位年轻的作家还发现了巨型哺乳动物。一本博学且带有怀旧色彩的书记录了这一偏好：由Chandeigne出版社出版的《亚洲象之墓》（Tombeau de l'éléphant d'Asie，2002年），2024年以一个不那么阴郁的标题重新出版：《亚洲象赞》（Eloge de l'éléphant d'Asie）。但比起离家出走和裂缝，渗透在马塞尔·科恩书籍中的是缺失。就像另一个被隐藏的犹太儿童乔治·佩雷克一样。《五位女性》是《内在舞台》（Sur la scène intérieure）的续作，后者是作者的第一本自传体书籍，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写传”。出版于

2010.年11月29日于巴黎。照片：ROBERTO FRANKENBERG

J.-B. Pontalis 的“一方与另一方”系列——序言中提到：“自传体写作（autographie）是指：我以我的名义书写，但我并不在镜中审视自己”，它是基于找回的童年物品：一只熊、一把小提琴等。

“陷入困境”。在第二部分中，作家回忆起 Messac。“安妮特的味道同样令人不知所措：黑皂、漂白水、煮沸的牛奶、凝乳的酸味，以及冒烟、渗水并浸染双手和衣服的生木头。” 随后写道：“我的母亲也有一种在所有人中都能辨认出的气味。[...] 严格来说这不算是一种记忆，因为在此之前我从未意识到它。这种香味更像是一次截肢。那是缺失本身的味道。无论如何，我似乎能非常理解那些蜷缩在角落里一动不动、沉默寡言的孩子，他们会突然毫无理由地开始哭泣。他们缺失了一些无法命名的东西，这种缺失仅在孤独中具象化，且之所以显得如此必要，是因为它已变得不可触及。” 这位巴黎人，曾经的巴蒂尼奥勒（Bati-gnolles）男孩在成年后依然如此。在这种敏感的童年之外，如今在巴士、地铁、医院里看到的街道景象，为其碎片化的写作以及对当代世界的思考提供了养分。2018, 年，$\text{解放报}$曾陪同他乘坐 RER 快铁前往塞尔吉（塞纳-马恩-瓦兹省）的一所高中，他将在该地区的一项活动框架下进行一次文学“课”。当被问及将对学生们说什么时，他特别回答道：“我必须告诉他们，作家是研究者。菲利普·罗斯在一次采访中说过一句话，我会引用给他们听：‘文学让我陷入了困境，现在轮到它把我救出来。’ 大概就是这样：只有在泥潭中挣扎才能脱困。这就是为什么作家仍有东西能教会我们：他们跳入水中，学习游泳。” 此外还提到：“我们的命运不再属于我们自己。那些被经济裁员的人，无论他们是否聪明、美丽、年轻、拥有学历，他们的命运都不再属于他们自己。我不明白为什么今天的作家如此少地谈论这个世界……”

FRÉDÉRIQUE FANCHETTE

迪迪埃·德科安，多产的作家与编剧

1977年获得龚古尔奖，创作了约三十部小说，同时也是电影和电视领域的从业者，他于81岁去世。

迪迪埃·德科安于周三因癌症去世，享年81岁——他出生于1945年3月13日——长期以来在法国文学和文化界占据重要地位。他的小说《约翰在炼狱》在1977年获得龚古尔奖，随后他于1995年接替让·卡伊罗尔进入同名学会。尽管他从未获得与卡伊罗尔相当的文学声望，但两人共用同一家出版社（Le Seuil）。从1995年起，他担任该学会的秘书长，并从2020年起担任主席直至2024年，因健康原因被迫卸任。他曾多次担任文学家协会主席，曾执掌法国2台（France 2）的虚构作品部门三年，并且是多媒体作者公民协会（Scam）的创始人之一。

他曾担任海军作家协会主席，他的三个孩子之一表示，他将被安葬在奥德维尔，位于哈格角（曼什省）的一个市镇，那里有他的一栋房子，他将“面对他深爱的大海”。他在20岁时出版了首部小说《爱情审判》，据法新社（AFP）称，“随后又创作了约三十部其他作品”。

但电影也是他的世界。他的父亲昂利·德科安于1969年去世，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导演（作品包括《屋中陌生人》、《关于多恩婴儿的真相》、《大搜捕》），迪迪埃·德科安本人多年来与多位导演合作：马塞尔·卡内（《奇妙的访问》）、昂利·韦尔纽伊（《L... 像伊卡洛斯》）、罗贝尔·恩里科（《战争疲惫》）、卢卡斯·贝尔沃（《38个证人》）以及马伦·巴格达迪（《生命之外》）。在电视领域担任编剧时，他因1999年版的迷你剧《基督山伯爵》获得了金七奖（Sept d'or）。他的最新小说《Maypops》灵感来自一起美国社会新闻，于今年4月由Stock出版社出版，但其反响不及他鼎盛时期的作品。因为人们可以理解，迪迪埃·德科安在文学、电影和视听界是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以至于不幸的是，当人们提及他时，才华并不总是被摆在首位。法新社指出他“虔诚地信仰宗教”。迪迪埃·德科安还在2009年由Plon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圣经爱好者词典》。

马修·林登（MATHIEU LINDON）

---

$\text{解放报}$ 2026年8月6日，星期四

21

索引

annonces@teamedia.fr / 01 87 39 82 89 / 01 87 39 82 95

唱片商以最高价收购

黑胶唱片 33转 - 45转 - CD

所有风格 所有数量

爵士 - 流行 - 摇滚 - 古典音乐 - 金属 - 朋克 - 灵魂乐 - 泛克 - House - 世界音乐（非洲、安的列斯、马格里布）- 雷鬼 - 嘻哈

大宗库存与收藏品

请联系我们 07 69 90 54 24

音频设备

唱机 - Hi-Fi - 功放 - 唱头 - 视频设备 - 控制台

在法国境内出诊

遵守现行卫生防疫措施。

响应极快 现金支付

亚洲艺术专家古董商

现金收购

瓷器、雕像、花瓶、佛像、家具、漆器、屏风...

亚洲装饰品：咨询、鉴定...

亚历山德拉之家 (MAISON ALEXANDRA)

06 15 02 23 98

巴黎及省外出诊 48小时内免费

您想发布

一条广告

您已被作者接纳！

我们已为您接纳作者并且

http: / petites-annonces-liberation.fr

星期四 6日

西南地区多云，局部有雷阵雨。东南部天气干燥，有微风，早晨起即较为温暖。其他地区天气晴朗。

下午 国家三分之二地区呈现夏季天气。普罗旺斯地区依然极热。西南地区天气持续阴云，有阵雨，尤其在比利牛斯山脉地带。

克罗克集市，首屈一指的庆典

由于志愿者和摊贩的匮乏，村庄的庆祝活动正逐渐失去活力。但充满活力的克罗克（Crocq）除外，这个克鲁兹省的小镇成功地将其年度活动变成了一个凝聚人心的盛事，而该省的人口正在流失。

杜普拉多（Dupradeaux）是一名电工，也是庆典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十年前，当他与一位儿时好友接手该协会时，庆典已近凋零，仅有一个小型舞会和几个儿童游乐设施。这两位朋友决定大胆尝试，将账上所有的资金全部投入，举办了一场烟花表演并请来了一位DJ。这次革新动员了上百名不同年龄段的志愿者，得益于他们，活动内容得到了充实，增加了音乐会以及在村庄中世纪小巷中的火炬游行，总预算目前已超过 100 000 欧元。为了吸引摊贩并填满中学旁的场地，委员会甚至决定放弃其他村庄有时会收取的几十欧元的特许费。凭借这一让步和丰富的活动安排，克罗克吸引了顶级的游乐设施，如“舞蹈天堂”（Dance Paradise），尤其是那些被所有庆典委员会觊觎的大型碰碰车。

“没有碰碰车的庆典，那叫校园义卖，”摊贩法比安·法尔日（Fabien Farge）笑着说，他是第四代经营大型碰碰车的业主，来到克罗克参加活动。那天晚上，他特别担心省政府因高温而下达的禁止烟花令，这将缩短他周日的营业时间。在燃料和电价上涨、他认为十分艰难的环境下，这意味着损失数百欧元。

抵御国民联盟的堡垒

“人们的消费越来越少，如果我们提高票价，他们就更不来了。”最近，在附近的一个村庄，由于客流量不足，他甚至在庆典开始前就收起了游乐设施。法比安·法尔日以克鲁兹省为基地，继续穿梭于该地区的各项活动中，而其他同行则选择在夏季月份在南部旅游区附近长期驻扎，以获取更多客户。

在“一切为了音乐”（Tout pour la musique）——翻唱法国加尔（France Gall）和米歇尔·贝尔热（Michel Berger）的作品——音乐会开始前几分钟，在舞台前搭建的饮料摊前，省议会主席瓦莱丽·西蒙内（Valérie Simonet）希望相信克罗克的成功是抵御极右翼的一道堡垒。“正是这样的活动缓解了被社会边缘化的感觉，”这位共和党议员认为。她在 2024 年的提前立法选举中败给了支持乔蒂的巴托洛梅·勒努瓦（Bartolomé Lenoir）。经济研究与应用中心（Centre pour la recherche économique et ses applications）二月份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村庄中的酒吧烟草店关闭，国民联盟（RN）的得票率将上升 1% 至 3%。在克罗克，无法得知这是否与庆典有直接联系，但在 2024 年的立法选举中，国民联盟与埃里克·乔蒂（Eric Ciotti）联盟的候选人在第一轮中获得了 29% 的选票，这一分数虽然很高，但比整个选区的平均水平（33%）低 4%。

2026, 年，为了庆祝克罗克首届庆典创建六十周年，活动安排格外密集。

---

$\text{解放报}$ 2026 年 8 月 6 日 星期四

23

客流量仅次于省会格雷雷（Guéret）的活动。

盛大的晚会一如既往地定在周六，由 DJ Milan Tavares 担任，大约 2500 人在主街道上起舞，街道两端由两辆拖拉机封锁以确保安全。首次有一名男舞者与两名常规女舞者共同出现在舞台上。这是节日委员会十几位女性的胜利，尤其是对 21 岁且在农业工会工作的 Lucille 而言：“当我们想尝试新事物时，长辈们会听我们的。这就是为什么委员会里的氛围很好。”

在几公里外的皮依-多姆省吉亚特（Giat）市长的办公室里，人们拒绝承认嫉妒，但克罗克（Crocq）的成功确实让人感到有些苦涩。“我们的轨迹截然相反，”节日委员会主席 Frédérique Gigot 遗憾地说道。在这个拥有 800 名居民的小镇上，十年前周六晚上举办的大舞会最多能聚集 1000 人，而去年的人数仅为该数额的一半。对于即将于 8 月底圣巴塞洛缪节照常举行的下一次节日活动，周五晚上的小型舞会甚至因为缺乏志愿者而不得不取消。“我们很难找到能长期投入的人。去年我想过放弃，但我太在意这个节日了，而且没有人接手，”Frédérique Gigot 叹息道。市政府提供了尽可能的支持。烟花秀是免费提供的，秘书也动员起来联系集市商贩，说服他们安装旋转木马等游乐设施。“即使他们说会来，我们也永远不能完全确定，”村里的前教师、市长 Didier Sénégal-Rouvière 叹息道。

钓鸭游戏

在周围所有的村庄里，大家都知道，游乐设施越壮观，吸引的人就越多。尤其是家庭和年轻人，这些是人们渴望吸引的群体，但在周边地区却如此罕见。“我们需要的是大型碰碰车，”来自鲁尼亚（克鲁兹省）节日委员会成员、乳制品厂退休员工，同时也是该地区最大的蓝精灵收藏家阿兰·普肖尔-布朗雄（Alain Pouchol-Blanchon）憧憬道。对于这个只有 490 名居民的村庄来说，目标很高，因为他们在 2025 年甚至没有举办钓鸭游戏。“摊贩来了，但因为人不够多，他又离开了，”29 岁的当地政府雇员、四年前接任鲁尼亚节日委员会主席的马埃瓦·克拉沃（Maëva Clavaud）遗憾地表示。

2026 年，村庄的节日甚至恰逢热浪，“一场灾难，”马埃瓦叹息道。省政府的禁令摧毁了委员会的主要资金来源：周六晚上的晚餐

目前，27 000 场村庄节日中的很大一部分面临消失的威胁。

雷达

以及舞会的饮料摊。这些失败可能会打击陪同马埃瓦一起组织活动的十来个人的士气。“年轻人很快就离开村庄去读高中、上大学，然后组建家庭，很难动员他们来做志愿者，”她观察到。克鲁兹省在过去二十年里失去了 10% 的居民。一些村庄的人口下降幅度在 15 到 25% 之间。60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接近 40%，贫困率接近 2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五个百分点。人口的老龄化和贫困化，既让节日的组织变得困难，也让极右翼在这些历史上倾向左翼的土地上兴起。

«简单的事情»

在邻近的科雷兹省索尔纳克，却有 4 名 17 至 23 岁的年轻人于 2025. 年在最后时刻接管了节日委员会的管理工作。由于前任主席在 8 月底传统的圣罗什周末前两个月放弃了所有工作，未来的小学教师埃洛伊丝·考科（Héloïse Cauquot）只有几周时间与朋友们共同组织一切。滚球比赛、用皱纹纸装饰的花车、充气城堡：「我们尝试寻找一些简单的事情，」她解释道。无党派市长帕特里克·沃（Patrick Veau）支持道：「这就是奏效的原因，当同一代且相处融洽的人接管委员会时。」

尽管新委员会做出了努力，但在市政选举前夕，由于居民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去年的晚会参与人数很少；这个村庄在国民联盟及其共产主义遗产之间被撕裂。「在这里动员人们更困难，集体动力不如克鲁兹省那么强，」负责活动的无党派副市长朱利安·马尔加（Julian Malgat）低声说道。

对于 2026, 年，这支新的市政团队决定提供更直接的支持，通过筛选艺术家来举办音乐会。在 2026 年计划在克罗克（Crocq）演出的地区性凯尔特摇滚成功团体「大脑情绪」（Les Humeurs cérébrales）今年已无档期，但已预订了 2027 年。

在距离那里约 19, 公里的克鲁兹省村庄普拉亚（Playat）的「空间咖啡馆」（Café de l'espace），为了让节日精神生存下去而进行的斗争变得尤为艰难。这个在历史悠久的酒吧烟草店中成立并得到市政府支持的第三空间，刚刚度过了 20 年的黄金时期，期间曾见证了马努·查奥（Manu Chao）在礼堂尽头那个简陋的小舞台上演出。该协会体现了一种平行的节日委员会，它与主保圣人节相结合，提供音乐会和儿童表演。此外，它全年组织晚会和工作坊。然而，新冠疫情、公共补贴的下降以及购买力的降低，导致十余名管理人员在两三年前开始减少活动数量。「情况变得复杂了，我们将不得不解雇一名员工，而且没有人帮我们，」该场所的创始人之一雅克·孔廷苏扎（Jacques Continsuzat）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叹息。当被问及补贴下降的问题时，省主席瓦莱丽·西蒙内（Valérie Simonet）对此不以为意地表示：「在克罗克，他们能自力更生。」在她看来，协会和节日委员会必须依靠赞助，向当地企业家和商人寻求帮助。这种有限的资金潜力无法替代那些在农村地区以及法国各地许多协会中都严重匮乏的志愿者。 ➤

---

$\text{解放报}$ 2026 年 8 月 6 日，星期四

生活

必须发明它 (4 / 8)

绿色研究员

Claude Grison 这位化学家利用植物来净化水质或制造药物。

Claude Grison 行走迅速。这位研究员身材娇小，短发，蓝眼睛，迫使我们加快脚步，跟在她身后穿梭于她位于蒙彼利埃（埃罗省）郊区的实验室之中。这位越野跑爱好者也更倾向于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她是个过度活跃的人，”她的独生女 Claire Grison 提醒道，后者同样是团队成员。母亲 Claude 将这种过度活跃转化为优势。在 65 岁时，她领导着生物启发化学与生态创新实验室，创办了四家初创公司，并获得了大量奖项，包括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创新奖章、荣誉军团勋章以及欧洲发明家奖。很少有研究员能拥有如此辉煌的成就。“我认为我有责任寻找解决方案，其中一些有时会带来创新，”这位生态催化之母淡然地评论道。

在这个新词背后，是一套优雅的方法。一切都围绕着植物展开。尤其是那些不那么高贵的植物：杂草、入侵物种、有毒植物。Claude Grison 研究它们从土壤中提取重金属（如锌或钯）的能力。她发现了它们的两个革命性用途。在实地，它们是对抗土壤或水污染的盟友。在实验室中，它们被研磨成粉末，成为工业化学反应的促进剂，“催化-

人物志

在行话中被称为“促进剂”。具体而言，它们是生态催化剂，因为它们既不来自污染严重的矿山，也不来自石油工业。这就是绿色化学的先驱克洛德·格里宗（Claude Grison）。“她的伟大功绩在于调和了化学和生态学这两个几乎互不相容的学科，”她在南希大学最早的化学教授之一雅克·贝西埃（Jacques Bessière）评论道。她从前者那里获得了生态意识，从后者那里获得了与所有人合作的愿望。因此，当矿业巨头 Eramet 联系她，希望她研究其在新喀里多尼亚的旧址时，她毫无顾虑地研究了这一提议：“我遇到了一些令人着迷且对其课题真诚感兴趣的人。”克洛德·格里宗研究生长在场地附近的植物，并

识别出最能修复土壤的植物。结果是，十年来，她每年清除该区域 2% 的重金属，并使当地植物群得以回归。“这在严格意义上不是除污，而是生态修复，”她解释道。她并未止步于此。每年，她都会收集落叶，将其粉碎并将其转化为生态催化剂。这在表面上是一个简单的行动，但却让她付出了多年的努力。

克洛德·格里宗远离狭隘的地域精神，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自我。“我热爱所有学科，也许除了历史。”对于这个父母都在凡尔登邮政银行（Banque postale de Verdun）工作的女孩来说，历史是“可怕的战争叙事”。她的祖父同样是邮政银行的员工，曾在 1914-1918 年在战壕中战斗。在 1939-1945 年，他的房子被占领。他还不得不前往德国接回一个因政治观点而被驱逐的儿子。因此，当她的孙辈们邀请一名他们正带其参观城市的德国游客时，祖父起初拒绝让他跨进门槛。“他不希望一个德国人进入他的家。我们的客人理解了这种情况，他开始拉小提琴，于是得以进入，”她回忆道。

克洛德·格里宗在一次次邂逅中成长。拍摄了两部关于她研究工作的纪录片的瓦莱丽·西博（Valérie Cibot）讲述道，她能够与一个在科学节上给她做过报告的孩子保持联系。她将这位研究员描述为“专注”、“细腻”、“敏锐”和“好奇心”的结合体。如果说她最终选择了化学，那要归功于那些“极好”的老师。其中一位甚至成为了她的丈夫，于两年前去世。“重新面对孤独是非常艰难的，”她承认。这一事件必然让人想到自己的离世。“这需要提前准备，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那些留下的人。”

随着退休临近（定于 2027 年 8 月），这位研究员希望能够建立一支能够接班的永久团队。她的女儿也在其中，这像是一种自然的轮回，因为克莱尔·格里宗（Claire Grison）在她母亲构建职业生涯的核心大想法出现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007 年，克洛德·格里宗领导蒙彼利埃生物分子化学实验室。而她的女儿当时还在预科班。

他们发起了一场科学或生态的演进，或者是一个古怪的发现，亦或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实用技巧：$\text{解放报}$ 走访了来自各行各业的发明家。

她请求她的母亲——她与母亲保持着一种“融合式”的关系——帮助她完成一个关于她在纪录片中发现的主题的项目：利用植物除污。她们共同找到了蒙彼利埃的一位生态学家，他正在研究蓝凳草（tabouret bleu），这是一种被认为被污染的植物，因为它是唯一能生长在工业废地污染土壤上的植物。这次会面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我真的非常钦佩这种植物所能做到的事情。”在克莱尔参加考试并继续攻读化学博士学位期间——这令她的母亲深感不安——克洛德离开了庄园，加入了一家生态实验室。这种冒险精神与她的性格相符。克莱尔微笑着说，在格里宗家，假期就像是“冒险”。她特别记得自己 7 岁时“攀登桑西峰”的经历：“我们迷路了。”

在工作中，这种对风险的偏好也体现在她能够创建企业以将研究成果具体化的能力上。即便如此，依然存在一些误解。“当我创建第一家初创公司时，食堂里出现了传单，说我把大资本引入了实验室，”她遗憾地表示。这显然是对这位坚持了二十年素食主义者的伦理认知不足。“当发现出资方对化学方面的兴趣远高于生态修复时，我终止了合作，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也支持我的决定，”她明确表示。但这并没有妨碍她开发其他项目。其中一个项目利用入侵植物粉末来净化水质，另一个则更令人惊讶，是一款驱蚊产品。“我发现我的一个生态催化剂可以促进驱蚊剂的制造反应并增强其活性，”克洛德·格里宗解释道。秉持一贯的风格，她将这一研究推向极致，直到将一款“100%植物来源”的产品商业化，但该产品不在大型超市销售，“那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

果敢、勤奋且乐于对话，克洛德·格里宗曾被政客接触，但她拒绝了他们。人们同样无法得知她投票给谁。“我更愿意将精力投入到寻找这些解决方案中，”她向我们透露。根据她最新的研究结果，由爬行水花生（一种入侵植物）提取的生态催化剂，在辅助制造新型药物方面可能特别有效。这是一个需要迎接的新挑战。

作者：OLIVIER MONOD 摄影：SANDRA MEHL

---

我们如此

彼此憎恨...

整个夏天，30个关于竞争的故事

Libé

周四 8月6日

ÉRIC CIOTTI VS

CHRISTIAN ESTROSI

以及

一个摄影展 今日旗帜 我们的夏季系列 漫画...

Eric Ciotti与Christian Estrosi，3月4日在尼斯市政选举辩论期间。照片 VALERY NACHIE AFP

---

II

夏季 / 我们如此彼此憎恨...

Libération 2026年8月6日 周四

作者

MATHILDE FRÉNOIS

尼斯（滨海阿尔卑斯省） 特派记者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参照系。为了在尼斯政治的混乱局面中定位一个轶事，一名左翼活动人士习惯于注明：“那是战争之前。”而且没有人会询问是指哪场冲突，没有人会觉得这个词太重，也没有人会抱怨这个比喻过于沉重。这场Christian Estrosi与Eric Ciotti之间的“战争”被如此频繁地记录、剖析和重复，以至于它变成了一个熟悉的坐标。前者担任尼斯（滨海阿尔卑斯省）市长十八年，后者则梦想将其推翻。3月的市政选举达到了顶峰。最终，获胜的是Ciotti。一段从友谊转变为竞争关系的最高潮，随之而去的还有个人生活、政治路线以及他们各自的派系。在蔚蓝海岸及其坚不可摧的右翼背景下，Estrosi与Ciotti如今彼此憎恨。然而，说这两个人曾经彼此欣赏还太保守，他们拥有同样的权力分享欲望，相同的政治愿景，以及对尼古拉·萨科齐的狂热。 “比这更甚：这是一个关于人性故事，”一位尼斯政治幕后人士解释道。“这对搭档在三十五年间攀登了权力的所有阶梯，他们的结合抵御了数次婚姻危机 [两人均离婚，编者注]。可见这段关系的强度。他们曾热烈地相爱。恨与爱比人们愿意相信的要更接近。” Christian Estrosi与Eric Ciotti相差十岁。前者出生于1955, 年，最初投身于体育事业。作为大奖赛摩托车赛车手，他 4 次获得法国冠军。这段热情给他留下了两样遗产：在高中毕业考前放弃的学习，以及一个绰号——“摩托自学成才者”。 28 岁时，

政治成为了他生活的新篇章。这位一直定义自己为“社会高尔主义者”的人，在 1983, 年，在标志性市长雅克·梅德桑的领导下，成为了家乡尼斯市的市议员。他接连担任多个职务：滨海阿尔卑斯省议员、Paca大区议会副主席、省议会主席。在雅克·希拉克总统任内，他的政治生涯转向国家层面：他在 2005. 年被任命为国土整治国务大臣。从 2007, 年起，萨科齐让他担任负责海外领土的国务秘书，随后任命他为工业部长。

$\text{乔蒂}$与$\text{埃斯特罗西}$，选票箱中的暗算

弑父之举 在尼斯的新任市长与其前任之间，关系起初如同父子，前者在后者的影响下建立自己的职业生涯。直到他们的野心将这一搭档变成了决斗。

${埃斯特罗西}$与${乔蒂}$在尼斯（阿尔卑斯-海滨省），2014年3月。照片：BRUNO BEBERT SIPA

直到70岁以及2026年3月那场著名的失败之前，${埃斯特罗西}$一直是尼斯市长以及由他创建的尼斯-蔚蓝海岸都会区主席。${埃斯特罗西}$无处不在。而${乔蒂}$则一直是在当地右翼势力中穿梭。

也就是在${埃斯特罗西}$的身后。在他最新的书《我不后悔》（Fayard, 2025）中，他描述自己将“政治视为点滴吊瓶”。这种热情源自他的叔公，那是圣马丁-韦苏比（阿尔卑斯-海滨省）市长的第一副市长，

这座位于默坎图山脚下的山村，是他度过“所有周末和所有假期”的地方，现在他仍在那里狩猎、徒步、休养：“在孩童和青少年时期，热拉斯峰 [阿尔卑斯-海滨省最高峰] 和政治是我唯一的视野。”1988年立法选举期间，${乔蒂}$在圣马丁-韦苏比投票，在该选区中，共和主义与人民共同体（RPR）的候选人正是……${埃斯特罗西}$。两人的首次相遇就这样发生在选票箱前：一个是选民，另一个是候选人。“他当然得到了我的支持，”${乔蒂}$写道。几天后，他被这位新当选的议员聘为议会助手。两人组合就此形成。

不相容

乔蒂随后成为了办公厅主任，特别是在滨海阿尔卑斯省议会。在已成为部长的埃斯特罗西的支持下，他最终在2008年亲自领导了这个行政机构。地盘的瓜分由此开始。此后，他们不断地互相扶持。乔蒂先是担任市长第一副手，随后担任支持委员会主席，在记录这些瞬间的摄像机前不停地赞美埃斯特罗西的优点。他就这样论述着两人的“友谊”和他的“感激”。有些话必然是过时了：“克里斯蒂安是个了不起的人，因为他永远不会忘记他的朋友。”这两个男人互相扶持，彼此支持，交换角色和位置，分享领土和选民，将生活和朋友交织在一起。这种构建在乔蒂（自2007年起担任滨海阿尔卑斯省议员）逐渐被其野心追上时开始瓦解。渐渐地，他开始梦想展翅高飞。这种寻求独立之意被埃斯特罗西视为一种糟糕的经历。这对如此了解彼此、分享如此之多的挚友，是否将变成最糟糕的敌人？

这对搭档逐渐演变为决斗。这场可怕的决裂没有单一的触发因素，而是细节的累积，是目标在冲突中变得不相容。从2017年起，争吵升级，累积，变得不可调和。这两位前好友过着平行生活，各自在自己的通道中前行。一个身为议员，另一个身为市长。竞争变得显而易见，对抗不可挽回。

在他们深爱的蔚蓝海岸，人们必然会往来，会擦肩，会产生摩擦。有为了避免握手而迟到的情况，有被过早切断的麦克风，有为了让对方隐形而精心构图的照片（哦，一滴不幸的水滴，哎呀，一个放在脸上的星星表情符号）。在埃斯特罗西派的市政府与乔蒂派的选区之间，在乔蒂派的省政府与埃斯特罗西派的大区之间，影响力范围相互碰撞。项目、补贴、组织都与这场冲突挂钩。在这个从未经历过政治轮替的右翼堡垒中，威胁来自其内部阵营。

---

解放报 2026年8月6日 星期四

III

克里斯蒂安·埃斯特罗西、尼古拉·萨科齐和埃里克·乔蒂，2016年9月在尼斯。照片 VALERY HACHE AFP

竞选陷入僵局

这两个男人先后离开了共和党。首先是埃斯特罗西在2021年离开，加入马克龙和菲利普的政党“地平线”（Horizons）。随后是乔蒂在2024, 年离开，此前经历了一场离奇的连续剧，他甚至将自己反锁在党总部办公室里。他曾成为该党的党魁，最终却被一致排除在外。这一插曲让他通过创建“共和国右翼联盟”并与国民联盟结盟而获得反弹。既然同一个领地不能有两个领导者，既然学生不能超越老师，既然必须有一个胜者和一个败者，那么这两个男人将在投票箱前展开对决。这将发生在2026年3月的市政选举中。“他们将在那场大战，真正的决战中展开厮杀，”另一位熟悉这两个人物的知情人士当时垂涎地说道。好战的词汇在支持者和媒体的口中流传。“我听到了这些传闻：竞选已经陷入泥潭。而且我觉得（媒体）很喜欢拳击擂台，”乔蒂在12月初这样表述。“我并不将这次市政选举简化为一场与克里斯蒂安·埃斯特罗西的战斗。”

埃斯特罗西绝不会提及乔蒂的名字。乔蒂也极少提到埃斯特罗西的名字。双方都在谴责“人身攻击”、“侮辱”、“严重的失言”和“挑衅”。在市议会，一家餐厅在与乔蒂会面前几天因卫生问题被强制关闭。在Facebook上，乔蒂的一名亲信称埃斯特罗西为“文盲”和“没文化”。竞选陷入了卑劣手段和肮脏勾当的僵局。直到一起阴森的事件：一只猪头被放在埃斯特罗西夫妇家的大门前，涉嫌来自其自身阵营的操纵，尼斯检察官办公室已对此展开调查。

“他，这个学生，将面对老师，他会变成那样。那些coucougnettes（当地小甜点）将四处乱跳。”

克里斯蒂安·埃斯特罗西

竞选在11月底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就已经开了一个非常糟糕的头，在支持他的老年观众面前，克里斯蒂安·埃斯特罗西使用了一连串的绰号：“皮诺曹”、“格格巫（蓝精灵）”、“小叛徒”。随后，针对那位极右翼议员要求公开对质的请求，他承诺道：“他会迎来他的辩论，而他会后悔这场辩论的。他，这个学生，将面对老师，他会变成那样。那些coucougnettes将四处乱跳。”

「我们要给他配备」

媒体们正沉溺于这场结局糟糕的“兄弟情”（bromance）。所有人（包括$\text{解放报}$）都将他们重新命名为“敌对兄弟”（无论是蔚蓝海岸的还是右翼的，随你选择）。这其中既有神话色彩——France Inter 的标题是“洋葱馅饼的亚伯与该隐”——也有肥皂剧色彩——RFM 将他们想象在《圣芭芭拉》中。“在尼斯政坛的幕后人们说：‘怎么可能谈论其他事情。邀请一对离婚闹得很僵的夫妇到你家吃饭，然后让他们讲述他们的假期。这种辩论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提到选举，就意味着电视辩论。$\text{埃斯特罗西}$和${乔蒂}$于 3 月 4 日在 Ici Côte d'Azur（原 France 3）的演播室进行了他们的首次面对面交锋。${解放报}$潜入了幕后。“我们要给他配备，”一名技术人员对一名记者说，后者笑着问：“是配备防弹背心还是麦克风？”他们已经多久没说话了？在辩论之前，克里斯蒂安·${埃斯特罗西}$和埃里克·${乔蒂}$勉强握了手。团队之间保持着礼貌，但家庭之间互不往来。埃里克·${乔蒂}$在演播室里戏谑道：“我们在教堂里说话，以分享基督的平安。”争吵再次回归。${埃斯特罗西}$说：“我是高卢主义者，也是尼斯人。他曾是埃斯特罗西主义者，曾是萨科齐主义者，曾是菲永主义者，曾是沃基耶主义者，曾是佩克雷斯主义者。他现在是勒潘主义者。你想让我怎么做？”${乔蒂}$反击道：“你在我之前就是勒潘主义者。我甚至见证了你 1998 年与让-马里·勒潘先生的会面。”${埃斯特罗西}$接话道：“我们又进入了${乔蒂}$先生的民粹主义时刻。”在 RFM 的第二次辩论中，${埃斯特罗西}$在演播室里用“你”称呼${乔蒂}$并与其握手。和解只是一种幻象。

3 月 22 日，埃里克·${乔蒂}$当选尼斯市长。在三方角逐中，他以 48,5% 的得票率领先，排在${埃斯特罗西}$（37,2%）和生态党候选人朱丽叶·谢斯内-勒鲁（14,3%）之前。是赢得尼斯还是击败${埃斯特罗西}$，人们已经不清楚埃里克·${乔蒂}$的首要目标究竟是什么了。他两者都实现了。接下来的几周，人们不再听到关于克里斯蒂安·${埃斯特罗西}$的消息。他退出了尼斯的政治生活。他在反对党席位上的位置一直空着。他仅在地区议会以及接受《Point》采访时短暂出现，他表示：“我没有任何苦涩，没有任何怨恨。”他将在 7 月底再次出现，在 Instagram 上发布一张他在乞力马扎罗山顶挥舞尼斯旗帜的照片。

因此，竞争并未通过选票被完全清除：在担任市长的最初几个月里，${乔蒂}$试图抹除${埃斯特罗西}$时代。一切都必须消失。他卖掉了公务车，取消了房产税的增长，取消了其前任所看重的体育赛事的补贴。但旧的幽灵最终总会重新出现。选举两个月后，《Nice-Matin》报道了一次“外交口误”。在一次官方招待会上，一名负责转述埃里克·${乔蒂}$话语的翻译员称他为“${埃斯特罗西}$市长”。她很快地纠正了过来。在其中一个人的身后，始终笼罩着另一个人的阴影。

明天：卡罗琳·戈德曼 VS 伊莎贝尔·菲利奥扎

---

IV

夏季 / 系列

${解放报}$ 2026 年 8 月 6 日 星期四

鲁卜哈利沙漠及其神秘的黑金之城

未知之地 (5 / 6) 全球已被探索殆尽。全部吗？不！仍有一些遗落之地始终对公众保持着神秘。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位于阿拉伯半岛、面积达 650 000 km² 的这片沙海。

“这次远征如此漫长且艰辛，甚至连骆驼都因此死去。被击败的牲畜像从山上被撕裂的岩石一样，在沙丘脚下翻滚。在短短几小时内，尸骸便消失在灼热的沙中，一场风暴之风接管了葬礼。”

亚特兰蒂斯。鲁卜哈利（Rub al-Khali）的生死之境，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沙漠之一，一个 650 000 km² 的巨兽。这片由红色颗粒组成的大陆横跨沙特阿拉伯、阿曼苏丹国、也门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32, 年，英国探险家约翰·菲尔比（John Philby，1885-1960），一名锡兰茶叶种植者的儿子，那个时代的典型产物，集旅行家、鸟类学家、外交官于一身，想要挑战“空域”（rub al-khali 的阿拉伯语翻译）的浩瀚。他的骆驼在其中精疲力竭，丢掉了性命。

约翰·菲尔比进入这片广袤沙漠时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寻找伊拉姆（Iram）的遗迹，即“柱之城”，《古兰经》的一章中因其“卓越的柱子”而提及它。有些人称其为“Wabar”、“Ubar”，甚至称作“沙之亚特兰蒂斯”，但人们并不真正清楚这个说法源自何处。几个世纪以来，贝都因人一直在鲁卜哈利中穿行，但这里如此荒芜，如此多变，以至于不可能确定地了解其全貌。

正是在这种模糊性中，诞生了像伊拉姆之城这样的传说，而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其具体存在。但这并未能阻止菲尔比带着一种典型的西方傲慢，将其变成一场存在主义的追求。然而，在他旅程的终点，只有徒然死去的骆驼，没有亚特兰蒂斯。

约翰·菲尔比，英国探险家

这位冒险家在沙漠中发现了其他东西：巨大的陨石坑，他惊愕地将其误认为一座“火山”的核心。

微量。在将岩石样本带回伦敦后，他得知自己实际上发现的是两个陨石撞击坑，这些陨石掉落在 19 世纪。为了纪念，沙漠中的这些陨石坑现在以他的名字命名：菲尔比 A 和菲尔比 B。但这不足以安慰这位探险家，他向妻子感叹“这种野蛮的执念在我的生命中最美好的岁月里如此彻底地误导了我”。他再也没有回到鲁卜哈利。他后来承认，失落之城“是一个神话，仅此而已”。事实上，这种野蛮的执念从未离开过这片沙漠。如今，它乘坐着 4-4 越野车，挖掘着被石油公司称为“RAK”的腹地，寻找哪怕最微量的黑金。第一滴石油于 1938. 年从沙中喷涌而出。此后，由沙特国家企业沙特阿美（Saudi Aramco）经营的、位于沙漠东部的加瓦尔（Ghawar）油田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油田。无论柱子和化石如何，这个“空域”现在装满了油桶。石油公司们确实找到了他们的亚特兰蒂斯。

GUILLAUME PAJOT 绘图 CAROLINE PÉRON

明天 深渊

皇后乐队真正的“假歌词”

曼德拉效应 (5 / 6) 虚假记忆，被重复千次的错误……今天，我们来聊聊围绕《We Are the Champions》的近乎集体幻觉的现象。

为了打发时间，我们放了一张皇后乐队的 CD，对了，是《Greatest Hits》，因为我们没有个性。我们听着这首体育场赞歌

《We Are The Champions》，歌曲的强度随着进程不断增强，“no time for losers, cause we are the champions...”。到了结尾，紧张感达到顶峰，然后，一个逗号，一根吉他弦，接着……耳朵在等待。但这就结束了。没了。什么都没有！然而，耳朵在等待一些非常具体的东西，它在等待那句将为高潮收尾的“of the world”，为一首相当狂妄的歌曲画上句号。那句在卡拉 OK 里被醉酒的朋友们吼出来的“of the world”，在雇佣你的有限责任公司圣诞派对上疯狂弹奏空气吉他的同事口中的“of the ”，以及你姐姐在车里大声唱出的“of the ”。然而，这句“of the ”并没有出现。我们在该曲最初发表的专辑《News of the 》(1977)，这张专辑还包含另一首体育场热门单曲《We Will Rock You》中寻找：那里同样没有。

这是一场集体幻觉吗？所有这些人都在梦见一个不存在的世界吗？事实上，并不完全是。看来这句著名的“of the ”，虽然在录音室版本中没有被唱出，但在其他地方存在——例如在乐队的多次现场演出中，比如 1985, 和 1986, 的温布利现场录音，后者是一张在 90 年代很多人都拥有的双 CD（和那张著名的《Greatest Hits》一样）。事实上，这个“of the ”是一个薛定谔的曼德拉效应：它既在，又不在。这有点像集体幻觉，但又不完全是，因为它确实在某个地方存在，而且并不一定是主流版本。它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中取代了没有这句的版本，因为加上它可能太诱人了。它如此自然，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我们一直以为自己听过——因为对于一首已成为足球赞歌且设计初衷如此的歌曲来说（众所周知，默丘里是在听到观众在米德兰兹的一场演唱会上热烈齐唱利物浦赞歌《You'll Never Walk Alone》后创作了此曲），说自己是冠军固然没错，但首先应该是世界冠军，这难道不是最逻辑通顺的吗？

JOHANNA LUYSSEN

明天：卡里姆·本泽马与克尼斯纳巴士

---

Libération 2026 年 8 月 6 日 星期四

照片 / 夏季

V

玛丽在 2018. 的“Camp Fire”特大火灾中失去了她的房车。照片 MAXIME RICHÉ

在两场火之间

节日之夏

从诺曼底到普罗旺斯，在 22 日 8 月之前，随 $\text{解放报}$ 一起参观 LUX 网络的心选展览。今天，我们将与 Maxime Riché 一起前往鲁昂。

2018 年 11 月，“Camp Fire”大火席卷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天堂镇（Paradise），造成 86 人死亡。随后几年，这里又接连遭遇“North Complex”以及由摄影师 Maxime Riché 从飞机上观测到的“Dixie Fire”——这些灾难使当地居民陷入了长期的贫困。受严重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影响，尽管面临火灾的持续威胁，居民们仍试图重建家园，同时他们还面临着联邦援助（如 Fema 的移动房屋）的逐渐撤出以及媒体的遗忘。

决定留在这些被摧毁的土地上，反映了美国西部开拓者文化的遗产，以及历史上对征服自然拥有无限能力的信念。这种意愿也受到具体财务约束的推动，一些保险公司提出提供巨额额外赔偿，但严格条件是必须在原址上原样重建失去的房屋。

为了传达这种创伤，Maxime Riché 使用了一种红外幻灯片胶卷，将植被的绿色转化为闪烁的红色和暗色调。这种色彩的改变并非简单的美学效果：它使紧急撤离的回忆在视觉上具体化，让烈火的灼热感变得触手可及，并暗示着新悲剧随时可能再次发生的可能性。通过记录天堂镇，这位摄影师将这座城市转化为全球气候危机的寓言，并警示采取行动的紧迫性。

ALESSANDRO ZUFFI

摄影作品空间 (ESPACE D'OEUVRES PHOTO)

位于鲁昂（塞纳-马利蒂姆省）

EOP 提供安装在公共空间中的纪实摄影展，其主线是与生命的关系。

EOP 邀请人们发现摄影作者的作品，引发惊喜与惊叹，并与路人展开对话。

2021 年 7 月，天堂镇附近的一场火灾，远处“Dixie Fire”正在燃烧。

2021 年 7 月，天堂镇的 Pentz Road。

在天堂镇“Dixie Fire”的烟雾中出发去钓鱼。

---

VI

→

夏季 / 漫画

$\text{解放报}$ 2026 年 8 月 6 日 星期四

《异见者》(Les Dissidents)

作者 Derf Backderf，ça et là 出版社

《THE MASSES》的封面奠定了他在出版界的名声。每一本新封面都比前一本更令人惊叹。它能迅速在报摊上吸引目光。当然，读者们也同样热爱这些封面。

---

$\text{解放报}$ 2026 年 8 月 6 日 星期四

VII

但 《THE MASSES》 不仅仅是一本精美绘画和精美排版的画册。它是一本在该领域中独一无二的杂志，拥有目前最具挑衅性的路线。

[在格鲁吉亚：南方绅士展示其优越感]

自《我的朋友达默》(2012) 出版以来，Derf Backderf 成为美国独立场景的重要人物。他延续了在之前关于肯特州立大学枪击案书籍中所开启的纪实方法，这次将目光投向 1917 年的美国。通过年轻画家 Joe Hertl 这个富有诗意的人物，《异见者》讲述了好战的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与《The Masses》杂志艺术家之间激烈的博弈。该杂志是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堡垒，其成员遭到监视、骚扰并受到逮捕威胁。

《异见者》(LES DISSIDENTS) 作者 Derf Backderf Fanny Soubiran 英译 ça et là 出版社 344 页，28 €。 9 月 11 日发行。

未完待续...

VIII

今日问答

让-吕克大混淆 (Jean-Luc mélangeons)

作者：JOHANNA LUYSSEN 和 GUILLAUME TION

1 哪个法国朋克乐队曾用歌曲向来自萨尔特省的 lofi 音乐家（尽管他很有名）Jean-Luc Le Ténia 致敬？

A Les Béruriers noirs. B Les Souris déglingues. C Les Wampas. D Les Ecureuils qui puent.

2 按逻辑来看，谁是 -Dark Vador 的儿子？

A -Luke Skywalker. B Darth Molle; - Van Damme; George -Lucas;

3 在电影《Et la tendresse ? Bordel !》中，哪位瑞士演员饰演了一个最终被阉割的角色？

A - Lemoine. B - Bideau. - Lagardere. D Barthélemy Chatre.

4 他是新浪潮中不可或缺的电影导演... A Le Dr Godard.

B Paulette Goddard. - Godard. D Thierry Godard.

5 自 2018 年以来，“共和国就是 [他]！”但更具体地说...

A - Ettori. B - Ponty. - Melenchon. - Nancy.

6 - Moudenc 是...的市长 A 图隆 (Toulon).

B 图卢兹 (Toulouse). C 图尔农 (Tournon). D 图尔库安 (Tourcoing).

7 不，这位前法国广播电台 (Radio France) 负责人的名字不是一个首字母：

A - Cu. B - Aire. - D'Oublevay. - Hees.

8 - Picard 以...而闻名

A 他的速冻产品。 B 1992 年在曼谷杀害了 64 人。

在《星际迷航》中驾驶企业号。 他的电影三部曲《Mourir de vivre》(1987)、《L'xy me gène》(1988)、《Par où trépasser?》(2018)。

9 1957 年，有 6 215 名 - 在法国出生，创下纪录。那么 2024 年呢？ A 一个也没有。

B 5. C 50. D 500.

10 已故美食评论家 - Petitrenaud 的真实名字是什么？

A Renaud. B -Paul. Maxence. D Jimmy.

11 哪位艺术家在 2000 年发行的一首歌中高喊“- Delarue 是个什么样的蠢货”？

A Johnny Hallyday. B Manu Chao. - Le Ténia. D François Valery.

答案：1.C; 2.A; 3.B; 4.C; 5.C; 6.B; 7.D; 8.C; 9.A;

10. 他的名字确实是 -; 11.C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海滩口袋书

ROBERT MERLE 《FORTUNE DE FRANCE》 LGF, 505 pp., 9,70 €。

如今，一部关于 16 世纪的历史家族传奇，介于小说创作与重大历史事件之间。

不止国家才有旗帜

阿尔贝齐 (Arbézie)

这是侏罗山脉中一小块被地理学家遗忘的土地，他们此前不知道法国和瑞士之间的边界线如何划分。1862 年 12 月 8 日，一条新的界线被绘制出来，结果一块地皮恰好位于两国之间。一名精明的开发商意识到这种地理位置在规避海关方面的利益，决定在那里建造一家酒店并创建一个微型国家——阿尔贝齐。他为这个国家设计了一面像其微小土地一样呈三角形的旗帜，中心绘有该地区的标志性树种：云杉。

比例尺，我的美人们 (ECHELLE, MA BELLE)

作者：ALICE CLAIR, SAVINIEN DE RIVET 和 JULIEN GUILLOT

路易十四的统治时间比苏联的存在时间还要长

这部由 $\text{罗贝尔·梅尔尔}$ 创作的历史长卷共十三卷，出版于 1977 年至 2003 年（作者去世前一年）。$\text{《法国的命运》}$ 属于那些将小说创作与重大历史事件相结合的宏大历史小说之一，正如米歇尔·德吕翁的《被诅咒的国王》或罗贝尔·马格里特的《革命》一样。第一卷以该系列的名称命名，采用了受 16 世纪启发、充满古风措辞的地道法语写就，讲述了皮埃尔·德·西奥拉克的故事，他是佩里戈尔地区萨尔拉的一名年轻新教贵族。故事始于 1547 年左右，在弗朗索瓦一世统治末期，描述了一个受过教育且宽容的胡格诺家庭的日常生活。书中记录了主人公的回忆，他与一名后来成为其仆人和朋友的男孩之间的情谊，他的初恋，以及田间劳作；同时也描写了在一个瘟疫、匪患和饥荒依然横行的国家中时刻存在的危险。第一卷作为西奥拉克家族宏大传奇的序幕；而作为次子的皮埃尔，将从第二卷（《在我们的青葱岁月》）起离开家庭之巢，前往蒙彼利埃学习医学。随着宗教战争的爆发，一段充满冒险、阴谋和邂逅的生活由此开启。这在文学和历史上相当于一次对《权力的游戏》世界的潜入。

FABRICE DROUZY

3 € Première édition. N° 14007

JEUDI 6 AOÛT 2026

www.liberation.fr

MENOPAUSE ET TESTOSTERONE LE REMEDE MIRAGE

Insomnies, bouffées de chaleur, douleurs articulaires... Pour combattre les effets de la ménopause, de plus en plus de femmes prennent des traitements à base de l'hormone habituellement associée au sexe masculin. Pourtant, les preuves scientifiques de leur efficacité et de leur sécurité manquent. PAGES 2-5

Libération

ILS SE SONT TANT DETESTES Ciotti vs Estrosi

INGÉRENCES Glucksmann, Attal et Philippe cibles, le Kremlin à la manœuvre

PAGES 10-11

SIMON HAUSBERGER GETTY IMAGES

M 00135 - 1000 - F 3,00 €

IMPRIMÉ EN FRANCE / PRINTED IN FRANCE Belgique 3,20 € DOM 3,80 € Espagne 3,60 € Grèce 3,50 € Luxembourg 3,20 € Maroc 22 Dh Portugal (continental) 3,90 € Suisse 3,90 CHF

---

2

ÉVÉNEMENT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ÉCHRONAL

Par ALEXANDRA SCHWARTZBROD

Promesses

La ménopause reste un des angles morts de la prise en charge médicale des femmes. Un épisode de la vie dont on ne parle pas, soi-disant parce qu'il est naturel, comme l'apparition des règles à l'adolescence. En gros, c'est comme ça, a-t-on longtemps entendu de la bouche des médecins mais aussi de celles de nos mères et de nos grands-mères, il n'y a rien à faire, il faut serrer les dents, même si la douleur est là et si la vie quotidienne s'en trouve chamboulée. Heureusement, les temps et les pratiques sont en train de changer.

La ménopause n'est plus un sujet honteux, les femmes osent en parler et surtout ne l'envisagent plus comme la fin de leur vie active, sexuelle et amoureuse. Mais comme les médecins n'ont pas tous remis à jour leur approche du sujet, nombre d'entre elles sont encore déboussolées quand, aux alentours de la cinquantaine, elles ressentent soudain des douleurs articulaires, perdent le sommeil et gagnent plusieurs kilos, entre autres joyeusetés. Plongeant alors dans l'inconnu, elles peuvent être tentées de se laisser séduire par des promesses de charlatans ou d'influenceuses. Ou de tester tout traitement susceptible de les soulager. C'est ainsi qu'est née aux Etats-Unis et en Angleterre la mode des injections de testostérone pratiquées par des médecins et dont certaines se disent très satisfaites. Problème, les bienfaits de ce traitement n'ont pas été validés

par des essais cliniques et on n'en connaît pas les effets sur le long terme. Certaines peuvent se sentir mieux uniquement parce qu'elles se savent prises en charge et écoutées, ce qui est déjà énorme. En France, les gynécologues recommandent à celles qui le souhaitent un traitement hormonal substitutif à base d'estrogènes et de progestérone qui, pour le coup, a fait ses preuves et permet de garder une forme de jeunesse. Une étude a autrefois laissé entendre qu'il pouvait favoriser le cancer du sein, ce qui explique que peu de femmes y ont recours, mais cette crainte a depuis été balayée. Le plus important, c'est que les femmes sachent qu'il existe un moyen de contrer les effets de la ménopause et qu'elles sont libres de l'utiliser ou pas, et surtout qu'il existe quelque part une porte à laquelle frapper si elles se sentent désemparées.

Ménopause et testostérone

La ruée vers l'hormone

Aux Etats-Unis ou au Royaume-Uni, des traitements androgéniques sont délivrés à des femmes pour leurs bienfaits supposés sur le moral, l'insomnie ou les bouffées de chaleur. Mais la science manque encore de recul sur ces hormones et seules les thérapies œstrogéniques ont prouvé leur efficacité.

Par NINA GUÉRINEAU DE LAMÉRIE Photo LYNN JOHNSON

C'est leur «journée du fun», Tous les quatre mois, Dominique et ses copines vont voir «Rebecca», la médecin qui les suit depuis l'arrivée de la méno-

pause, pour recevoir leur dose de testostérone. Il leur faut quatre heures de route depuis Pittsburgh, dans l'est des Etats-Unis, pour rejoindre le Millennium Wellness Center, près

de Dayton, dans l'Ohio. Le centre médical se présente comme l'un des pionniers des traitements à base de cette hormone, habituellement associée au sexe masculin et familière

des personnes transgenres, mais également produite, en moindre quantité, chez les femmes. Les rendez-vous se déroulent comme suit : Rebecca Glaser, chirurgienne et fondatrice de la structure, insère un implant de la taille d'un grain de riz dans la chair du fessier de Dominique et de ses amies.

Le minuscule rouleau blanc – un mélange d'hormones dont une majorité d'androgènes – sera lentement assimilé par leur organisme durant les prochains mois. Avec une promesse pour les quatre copines qui souffrent aléatoirement, depuis la disparition de leurs règles, de bouffées de chaleur, de douleurs articulaires, de troubles de l'humeur, de la mémoire, du sommeil ou de sécheresse vaginale : retrouver une vie supportable.

En tout, la consultation dure à peine un quart d'heure et coûte 230 dollars (199 euros). Après, «on déjeune ensemble et on rentre à la maison», débite Dominique, une

Française qui habite en Pennsylvanie depuis trois décennies et qui est accro à la «teste» depuis 2007, date à laquelle son corps a arrêté d'ovuler. L'hormone lui apporterait vitalité, vigueur et volonté face à certains effets délétères de la ménopause. «Avec elle, tout reste jeune et en l'état, c'est incroyable, s'émerveille la septuagénaire. Par rapport à mon entourage, je suis une femme âgée atypique. J'ai beaucoup d'énergie, je fais du sport constamment, ma peau reste ferme et j'ai la libido d'une jeunette!» La patronne d'un salon d'épilation le dit sans détour : «Vive la testostérone!»

«SUÉES NOCTURNES INSUPPORTABLES»

Comme elle, de plus en plus de femmes vantent les bienfaits physiques et psychiques de l'hormone, célébrée telle une pilule magique pour affronter la périménopause et la ménopause. Peu importe le mode d'administration – en gel sur la

---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3

cuisse, en patch sur le bras, en implant sous la peau ou en injection intramusculaire –, la testostérone aurait «changé leur vie». Si la majorité en discute dans des cercles privés, certaines célébrités, comme les actrices Halle Berry ou Kate Winslet, en parlent à la télé ou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Dans l'émission de téléréalité The Real Housewives of Orange County, les candidates Gretchen Rossi et Emily Simpson se sont carrément affichées fessier à l'air en pleine pose d'implant. Et ce alors que ces thérapies ne reposent pas, pour la plupart des bénéfices vantés, sur un niveau de preuves scientifiques suffisant. Au contraire des traitements hormonaux enrichis aux œstrogènes, l'hormone de la fertilité féminine, boudés par ces pro-testo.

De fait, la ménopause, qui débarque parfois violemment entre 45 et 55 ans, peut se transformer en véritable calvaire. De plus en plus d'études scientifiques documentent l'im-

pact de ce bouleversement hormonal sur la qualité de vie et la performance au travail. En France, pour un quart des 5 004 femmes interrogées dans une étude de 2022, citée dans le rapport de mission parlementaire rendu public en 2025 par la députée Stéphanie Rist, depuis devenue ministre de la Santé, cette étape physiologique «altère de manière importante» leur quotidien. «L'une de mes patientes dormait sur le tapis refroidissant de son chien car ses suées nocturnes étaient devenues insupportables, relate, depuis la France, la médecin esthétique et spécialiste en micronutrition Myriam Sacchetti, très active sur Instagram. Une grosse partie des autres sont mises sous antidépresseurs et anxiolytiques pour atténuer leurs symptômes dépressifs.»

L'une des premières causes de ce mal-être pourrait être liée à une carence en androgènes, qui chutent naturellement au fil des années, expliquent certains médecins. Forte

de l'observation de milliers de ses patientes, l'Américaine Rebecca Glaser avance ainsi dans des travaux diffusés dans des revues médicales de niche que sa thérapie par implants sous-cutanés soulagerait de «façon spectaculaire» les femmes en pré-ménopause et en post-ménopause. Les volontaires «rapportent systématiquement une meilleure humeur, plus d'énergie, un meilleur sommeil, une fonction

«L'effet placebo est considérable. Le fait qu'un médecin les écoute suffit à certaines femmes pour se sentir mieux.»

Susan Davis

experte de la testostérone

sexuelle améliorée, une meilleure mémoire et une meilleure qualité de vie globale. La testostérone aide également à maintenir la masse musculaire, la densité osseuse et une composition corporelle saine – des avantages importants avec l'âge», assure-t-elle.

En France, ce remède dit miracle est beaucoup moins populaire, même chez les généralistes et les gynécologues, qui ne s'intéressent qu'aux œstrogènes depuis la Seconde Guerre mondiale. Et si les témoignages de ces nombreuses patientes sont porteurs d'espoir, la prudence est de mise. Déjà, le rôle de la testostérone chez la femme est encore assez mal compris. «Elle est produite par les ovaries et par de petites glandes situées au-dessus des reins, les glandes surrénales. A la ménopause, les ovaries cessent d'ovuler, ce qui entraîne une baisse des androgènes. Mais aucune étude n'a jamais pu corréler les taux sanguins de testostérone de base ou sous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Dominique est allée voir sa médecin après avoir remarqué que son clitoris avait grossi.

traitement avec tel ou tel symptôme. On ne peut donc pas définir de seuil en deçà duquel il y aurait un véritable déficit de testostérone ayant un impact sur le confort de vie ou la santé», présente l'endocrinologue et gynécologue Florence Trémollières, à la tête du premier centre de la ménopause de l'Hexagone, à Toulouse. De son côté, la plus grande experte mondiale de la testostérone, Susan Davis, endocrinologue à l'Université Monash à Melbourne en Australie, explique qu'il «n'est absolument pas prouvé que les taux sanguins changent au cours de la vie d'une femme. Dans nos études, ceux-ci restent plutôt stables à l'âge de la ménopause».

PLUS VITE QUE LA MUSIQUE SCIENTIFIQUE

De plus, les bienfaits des androgènes cités dans les études observationnelles – comme le fait Rebecca Glaser, mais aussi d'autres généralistes à l'instar de la Britannique Sarah Glynne, en suivant les effets d'un traitement sur leurs patientes – n'ont pas été confirmés pour la plupart de ces usages par des essais cliniques, jugés plus rigoureux et plus fiables par la communauté scientifique. «Il est important de faire la différence car, dans ces thérapies, l'effet placebo est considérable. Les données de Rebecca Glaser concernent uniquement les patientes vues dans son cabinet privé. Le simple fait qu'un médecin les écoute, prenne en compte leurs préoccupations et se soucie d'elles suffit à certaines femmes pour se sentir mieux. Ses recherches restent donc anecdotiques, déroule Susan Davis. Un seul essai clinique ne suffit pas non plus à recommander un traitement à l'ensemble de la population. Les résultats doivent être reproduits indépendamment avant de pouvoir conclure à l'efficacité ou à l'inéfficacité du traitement.»

Aujourd'hui, «la seule indication médicale fondée sur des preuves pour les femmes ménopausées est le traitement du trouble du désir sexuel hypoactif, soit une profonde détresse psychologique liée à une absence de libido. Dans mon plus vaste essai clinique, aucun autre effet n'a pu être démontré. Dire l'inverse est tout simplement faux», clame, catégorique, l'endocrinologue, en renvoyant vers la déclaration de consensus mondial de la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 la ménopause (IMS), une organisation qui réunit les plus grands chercheurs spécialistes de la question, dont elle fait partie.

Enfin, les données manquent sur les conséquences d'une prise de testostérone à long terme. Malgré cela, Rebecca Glaser estime en «avoir suffisamment» pour continuer à recommander son implant sous-cutané. «La testostérone est une véritable révolution, insiste-t-elle. Mes patientes passent Suite page 4

---

4

ÉVÉNEMENT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Suite de la page 3 d'un état de souffrance extrême à un bien-être incroyable. Et elle n'est pas la seule à aller plus vite que la musique scientifique. Voilà des décennies que les cliniciens soignent des femmes avec de la testostérone, selon les auteurs de la déclaration de consensus mondial de l'IMS publiée en 2019. Dans le monde, seuls quatre pays ont des produits à base de cette hormone validés pour les femmes : l'Australie, la Nouvelle-Zélande, l'Afrique du Sud et, depuis l'année dernière, le Royaume-Uni. Ainsi, dans l'Union européenne et ailleurs, la testostérone est prescrite hors autorisation de mise sur le marché, les femmes utilisant soit des formulations approuvées pour les hommes, avec adaptation de la dose, soit des médicaments prépa-

rés spécifiquement pour chaque patiente.

«Il y a deux camps. D'un côté, les puristes disent qu'on n'a pas assez d'essais cliniques et donc se refusent à prescrire de la testostérone, et de l'autre, vous avez des gens comme moi qui se disent, on connaît les écueils, mais on a aussi d'autres données d'observations qu'on peut partager à nos patientes et les laisser décider», résumait Sarah Glynne dans une interview sur YouTube en novembre.

Problème : ces formules « sont complètement aléatoires. C'est du bidouillage » qui in fine pourrait mettre des femmes en danger, préviennent de concert Myriam Sacchetti et Susan Davis. Et cette dernière de reprendre : « Les doses recommandées pour le trouble du

désir hypoactif par la Société internationale de la ménopause sont généralement sûres, mais peuvent entraîner des effets secondaires tels que l'acné et une pilosité accrue sur le corps et le visage. »

« TOUT CE QUI EST DISPONIBLE, JE L'ESSAIE »

En cas de surdosage, des patientes ont constaté, entre autres, des pertes de cheveux, une modification irréversible de la voix et une augmentation de la taille du clitoris. Dominique, la patronne du salon d'épilation qui habite aux Etats-Unis, en est un exemple. Il y a quelques années, la Française est allée voir en urgence sa médecin Rebecca Glaser après avoir remarqué que son clitoris avait grossi. « J'étais tellement inquiète, mais Rebecca m'a

rassurée. Finalement, c'est pour mon plus grand plaisir. Plus c'est gros, plus c'est sensible ! » Quand on lui parle de l'absence de données solides vis-à-vis des traitements à base de testostérone, excepté pour améliorer le désir sexuel, Dominique rétorque avoir « complètement confiance en Rebecca » et se décrit un peu « aventurière » lorsqu'il s'agit de nouvelles thérapies médicales. « Tout ce qui est disponible, je l'essaie », appuie la septuagéniaire, qui a quand même tenté d'arrêter la « testo » pour s'épargner les longs trajets jusqu'au centre médical de Dayton. « J'ai repris des œstrogènes, mais j'ai perdu toute mon énergie et ma dépression est revenue », raconte-t-elle. L'arrêt du traitement peut en effet être difficile, d'autant que, d'année en année, la dose en testos-

térone contenue dans l'implant blanc de Dominique a bondi, passant de 100 à 370 milligrammes. Certaines femmes qui l'interrompent brutalement après avoir pris des doses élevées « peuvent se sentir très abattues et malheureuses », confirme Susan Davis.

En France, où les recherches sont très limitées à ce sujet, la communauté médicale regarde l'engouement autour de la testostérone avec circonspection. Si rien n'empêche un médecin de proposer des androgènes à une femme puisqu'il existe des crèmes pour les hommes, peu le font à cause du risque de surdosage et du manque d'informations. Quelques praticiennes hospitalières prescrivent cette hormone à leurs patientes en complément des traitements œstrogéniques pour amé-

Parmi les gynécologues spécialistes de la ménopause de l'hôpital Femme-Mère-Enfant de Lyon, les docteurs Amandine Lioux et Christine Rousset-Jablonski.

A Lyon, « on leur montre qu'elles ne sont pas seules avec leurs problèmes »

Les Hospices civils de la ville ont ouvert en 2025 un centre de prise en charge des symptômes sévères, qui affectent près d'un quart des femmes à l'approche ou lors de la ménopause.

C'est par une amie, qui lui a envoyé l'information, que Sylvie (1) a appris il y a quelques mois l'existence d'un hôpital de jour dédié à la ménopause aux Hospices civils de Lyon (HCL). Une découverte qu'elle a ensuite partagée avec son médecin traitant, dans la petite ville de la Loire où vit cette femme de 52 ans. Alors que 17,2 millions de Françaises de plus de 45 ans, soit un quart de la population, sont au-

jourd'hui concernées par cette étape naturelle de leur vie, près de 20 à 25 % d'entre elles doivent endurer des troubles sévères qui affectent fortement leur quotidien.

Pourtant, le bouche-à-oreille et une dose variable d'errance diagnostique dictent encore trop souvent leur prise en charge médicale. Dans le pays, l'âge moyen auquel survient la ménopause est de 51 ans, dans une fourchette allant de 45 à 55 ans. Avant 40 ans, elle est considérée comme précoce. Atteinte d'une maladie rare, Sylvie a dû redoubler d'attention quand ses premiers symptômes sont apparus à 47 ans. « Des bouffées de chaleur, puis mes règles se sont arrêtées un an après, et entre-temps, le brouillard cérébral s'est installé », retrace cette assistante administrative, qui lutte contre « des problèmes d'attention, de mémorisation, un peu handicapants dans le travail ».

Cheveux blanchis et silhouette fine, cette sportive, qui marche plusieurs heures par semaine, apprécie que son poids reste stable, mais elle « essaie de faire attention » à ce qu'elle met dans son assiette. Comme toutes les femmes ménopausées, elle doit maintenir un apport en calcium suffisant pour tenir à distance la menace de l'ostéoporose. Ces trois dernières années, Sylvie a essayé plusieurs versions du traitement hormonal de la ménopause (THM), mais la dernière « n'allait pas du tout ».

Synthèse fouillée. Un mercredi, elle vient passer la journée à l'hôpital Femme-Mère-Enfant des HCL pour tout mettre à plat, au fil d'un parcours coordonné par la docteure Christine Rousset-Jablonski. La gynécologue a initié ce nouveau dispositif pluridisciplinaire et personnalisé, déployé depuis jan-

vier 2025 à Lyon. Une première dans la troisième ville du pays, tandis que des offres similaires existent aussi à Paris, Toulouse ou Bordeaux. « Nous avons été assaillies d'appels, ça montre bien que les femmes ne savent pas vers qui se tourner quand elles sont confrontées à différents symptômes », constate Christine Rousset-Jablonski.

Le point de départ de son équipe : « Légitimer leurs demandes, alors qu'il leur est compliqué de se libérer pour passer plusieurs examens » quand elles travaillent. D'autant que les maladies cardiovasculaires restent la première cause de mortalité chez les femmes en France, loin devant le cancer du sein. Pour tracer une « vision d'ensemble », une demi-douzaine de rendez-vous peuvent être programmés – toujours le mercredi – en fonction des besoins de la personne : bilans biologi-

---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5

liorer leur trouble du désir sexuel. Il leur est proposé une application quotidienne adaptée (environ un dixième de la dose recommandée pour les hommes) du gel masculin au niveau du ventre ou en haut des cuisses. Les bénéfices restent toute- fois très subjectifs selon les patien- tes et le traitement est interrompu des l'apparition de signes de surdo- sage (pilosité, acné, etc.) «Tant qu'il n'y a pas de médicament destiné aux femmes autorisé sur le marché, les praticiens sont les seuls responsables en cas de problèmes», éclaire la professeure émérite de biochimie à l'université Paris-Sa- clay Micheline Misrahi-Abadou, également membre de l'IMS, qui appelle les sociétés savantes fran- çaises à se mobiliser sur la question. Ainsi, très rares sont les soignants

à recommander de la testostérone, privant peut-être des femmes d'une piste thérapeutique pour améliorer leur santé sexuelle. Un angle mort médical qui pousse «certaines pa- tientes à se fournir sur Internet, avec des risques d'effets secondaires», alerte le chercheur Pierre-François Ceccaldi, professeur en gynécologie obstétrique à l'hôpital francilien Beaujon. Toutefois, il faut «raison garder» avant de se lancer dans les pres- criptions de testostérone, reprend Micheline Misrahi-Abadou, coau- trice de l'ouvrage Ménopause (très) précoce (éditions du Rocher, 2025). La spécialiste, ainsi que ses collé- gues français, insistent d'abord sur la réhabilitation du THM, pour «traitement hormonal de la méno- pause», qui améliore grandement

la plupart des symptômes. Seu- les 4,4% des Françaises ménopau- sées étaient sous œstrogènes en as- sociation avec de la progestérone en 2025, d'après un bilan en juin du groupement d'intérêt scientifique Epi-phare, à cause de la mauvaise image associée au THM depuis vingt ans à la suite d'une étude américaine présentant des risques accrus de cancer du sein et de ma- ladies cardiovasculaires – large- ment réévalués et invalidés depuis l'époque.

«JE VAIS REDEVENIR

TOUTE VIEILLE ?»

Même si elles étaient autorisées par les autorités sanitaires, les thérapies androgéniques ne seraient que la «cerise sur le gâteau» des traite- ments déjà existants, approuve My-

riam Sacchetti. En parallèle, tous les experts s'accordent sur le besoin de mener plus de recherches sur le su- jet et de former le personnel de santé. Car cette nouvelle passion pour la testostérone révèle la souf- france, souvent occultée, de ces femmes en pleine crise de la méno- pause, exacerbée par la méconnais- sance du corps médical et le désin- térêt criant de la recherche pour la sexualité féminine. «Certaines pa- tientes font des kilomètres pour ve- nir nous voir, elles ne savent pas ce qui leur arrive», rapporte Florence Trémollières, du centre de la méno- pause à Toulouse. Totalement dé- munies, nombre d'entre elles «croient à des solutions présentées comme magiques», complète Mi- cheline Misrahi-Abadou. Elles s'ac- crochent, comme Dominique, aux

paroles de leurs cliniciens, aux au- tres témoignages, cherchant à tout prix à aller mieux. L'absence d'im- plant à base de testostérone dans l'Hexagone est d'ailleurs l'une des raisons principales qui dissuade l'expatriée de revenir sur sa terre natale. «Mais qu'est-ce que je vais faire si je rentre? Je vais redevvoir toute vieille et toute bancale?» projette la sep- tuagénaire avec appréhension. A la question, comment fera-t-elle lors- que, à un âge plus avancé, elle ne pourra plus conduire et donc consulter «Rebecca»? «Je ne sais pas, je n'y ai pas réfléchi», évacue-t- elle d'un ton laissant entendre qu'elle trouvera forcément une so- lution pour continuer à prendre de la testostérone. Quitte à déménager près de sa médecin.

Le circuit commence par un entretien avec une infirmière, comme Amélie Luxoz (à droite) et se clôt par une consultation de gynécologie.

ques, échographie pelvienne, test d'ostéodersi- tométrie pour évaluer l'état osseux, consulta- tions spécialisées avec une psychologue, une tabacologue ou un endocrinologue, si besoin un cardiologue.

A ce jour, «les dames nous disent avoir été agréablement surprises, c'est allé au-delà de leurs attentes», témoigne la cadre de santé Lauranne Revit, adjointe du service de gyné- cologie, qui a préparé un guide avec des plans pour naviguer facilement entre les différents bâtiments où se déroulent les examens, et que les patientes «soient actrices de leur prise en charge». Le circuit commence par un entre- tien avec une infirmière, qui évalue à l'aide d'un questionnaire les symptômes et leur re- tentissement sur la qualité de vie, et se clôt par une consultation de gynécologie, pour une synthèse fouillée des risques et un suivi adapté. Depuis la parution en 2002 d'une étude américaine très médiatisée, qui poin- tait des risques accrus de cancer du sein et de maladies cardiovasculaires, les traitements hormonaux, et leur balance bénéfices-ris- ques, ont suscité de vifs débats parmi les soi- gnants et conduit à un effondrement des prescriptions en France. «Ça a pu en freiner

beaucoup à prendre en charge cette période compliquée de la vie des femmes», confirme la docteure Rousset-Jablonski.

«Pas de honte». Mais, depuis, les limites de cette publication américaine ont été large- ment discutées. Une étude épidémiologique, parue en février dans la revue médicale The BMJ et menée sur une cohorte de plus de 800 000 femmes nées entre 1950 et 1977 au Danemark, a même apporté une pierre impor- tante au débat. Elle «n'a pas trouvé de preuve épidémiologique d'un excès de mortalité à la suite de la prise d'un traitement hormonal de la ménopause», ont conclu ses auteurs. Un élément important dans une controverse longtemps dominée par la crainte des effets indésirables, quand les affres de la méno- pause sont nombreuses et peuvent se cumu- ler: bouffées de chaleur donc, mais aussi sueurs nocturnes, troubles du sommeil et de l'humeur, fatigue, douleurs articulaires, dé- placement des masses graisseuses (vers le ventre), sécheresse vaginale ou modification de la libido. «Quand la dame pousse la porte, on doit lui faire sentir notre bienveillance, la guider et l'écouter, nos mots sont parfois

plus accessibles que ceux des médecins», explique Amélie Luxoz, infirmière au service de gyné- cologie. Elle s'applique à «instaurer un climat de confiance, établir rapidement un lien pour que la personne veuille bien se livrer», car «en trente minutes, on en vient à des choses très in- times». Alors «on essaie de rassurer, de dédra- matiser pour leur montrer qu'elles ne sont pas seules avec leurs problèmes».

«En fonction des patientes et de leur tranche d'âge, les attentes peuvent être très différen- tes», note Amélie Luxoz, qui peut les installer, si elles ont un trou entre deux rendez-vous, dans une salle de relaxation dédiée, «plus agréable que la salle d'attente» du service. Cette pièce, où le téléphone est en théorie banni, a été aménagée avec des canapés moelleux, des lumières tamisées et une musi- que douce. La plupart des examens de la jour- née ne sont pas douloureux, mais ils peuvent générer leur lot d'angoisses. Les parcours du- rent en général entre trois et six heures. Arrivée à 10h30 ce jour-là, Sylvie a pris un re- pas sur place et va ressortir en fin de journée. Elle la termine face à Christine Rousset-Ja- blonski, pour faire le point sur le traitement hormonal qu'elle a redémarré en février.

«A niveau de l'énergie, ça va mieux, j'ai moins de bouffées à l'endormissement mais le matin, je suis vraiment à plat, j'ai les jambes et les hanches engourdies, et des crampes dans les doigts de pied.» Lorsqu'elle était jeune, la mé- nopause n'était pas «un sujet évoqué» avec ses proches, y compris sa mère. «Aujourd'hui, j'en parle avec mes amies et aussi mon compagnon, il n'y a pas de honte, ça se démocratise, les hommes ont besoin de se rendre compte de ce qu'on traverse pour être en soutien», juge Syl- vie. Après avoir eu vent de cet hôpital de jour spécialisé, la quinquagénaire a «tout de suite appelé» et a fixé un rendez-vous «rapide- ment». Cette réactivité lui a offert la possibi- lité «d'un autre regard» sur son dossier médi- cal déjà complexe. Mais c'est la rançon du succès de ce dispositif: la docteure Rousset- Jablonski reconnaît prioriser les profils qui nécessitent une expertise spécifique. A raison de quatre patientes accueillies chaque mer- credi, la liste d'attente ne cesse de s'étirer.

MAÎTÉ DARNAULT

Correspondante à Lyon

Photos JULIETTE TREILLET

(1) Le prénom a été modifié.

---

6

MONDE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A Bagdad le 28 juin. Une cinquantaine de hauts responsables et de parlementaires ont été arrêtés dans le cadre de la campagne «l'Offensive de l'aube». PHOTO A. AL-RUBAYE AFP

CORRUPTION EN IRAK

La grosse coupure

Depuis juin, de spectaculaires saisies d'or et de devises chez des élus et des hauts fonctionnaires révèlent l'ampleur du vol organisé des ressources nationales, dont les ramifications remontent au régime iranien.

Par HALA KODMANI

Des dizaines de sacoches noires vomissant des liasses de billets au milieu de gravats et de dalles bleu piscine : les images ne sont

pas sorties d'un film policier sur le casse du siècle mais fin juin, elles ont saturé tous les médias et réseaux sociaux d'Irak. Elles proviennent de la propriété privée du vice-ministre du Pétrole où les forces

de sécurité ont retrouvé 11 millions de dollars et 4 milliards de dinars irakiens (soit un total de 12,1 millions d'euros) sous le bassin du haut responsable, arrêté

lors de l'opération. En plus des billets, cette prise spectaculaire incluait des bijoux et des montres de valeur, également dissimulés dans les parois de la piscine. Elle est loin d'être la seule, faisant partie de la première phase d'une

vaste campagne anticorruption, dite «l'Offensive de l'aube», dont la seconde débute ces jours-ci à Bagdad.

Des sommes colossales - l'équivalent de 92 millions d'euros - ont déjà été saisies et une cinquantaine de hauts responsables et de parlementaires ont été arrêtés. Décidé par le nouveau Premier ministre, Ali al-Zaidi, arrivé au pouvoir en mai (lire ci-contre), ce coup de pied dans la fourmilière d'un système de corruption tentaculaire au sein de l'Etat irakien ébranle le monde politique autant qu'il est applaudi par les Irakiens. Les raids menés par les forces de sécurité dans la «Zone verte» de la capitale, où se trouvent les ministères et où logent nombre de responsables, ont confirmé l'ampleur des détournements suspectés. Chiffres et coupables à l'appui.

Gros magots

Des amas de billets ont été découverts dans des caches encore plus inventives que la piscine du vice-ministre : un four de boulangerie, des climatiseurs, des plantations et même des canalisations. L'équivalent de 60 millions d'euros en cash et en kilos d'or a été débusqué au domicile de la députée Alia Nassif, élue d'un grand parti chiite et vice-présidente du Comité parlementaire pour l'intégrité. Incar-

---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7

nation parfaite du proverbe arabe «Les gardiens sont les voleurs», celle qui avait construit sa popularité sur la lutte contre la corruption a été arrêtée en même temps qu'une dizaine d'autres parlementaires, dont l'immunité a été levée dans la foulée par la justice irakienne.

En place depuis une vingtaine d'années en Irak, au lendemain du renversement du régime de Saddam Hussein par les Etats-Unis en 2003, un système de corruption inédit perdure dans tout le pays, se perfectionnant sans cesse. «Alors que la corruption traditionnelle dans les autres pays implique un achat d'influence par des intérêts particuliers auprès de fonctionnaires ou de responsables, en Irak, le réseau s'est installé au sein des institutions en désignant les fonctionnaires et responsables», relate Hosham Daoud, anthropologue au CNRS. Spécialiste de l'Irak dont il est originaire, il souligne que «les institutions de l'Etat irakien, y compris les ministères, les entreprises publiques et même les organismes de contrôle, sont toutes passées sous la domination des réseaux politico-économiques des partis et milices».

Au fil des ans, c'est l'équivalent de dizaines de milliards d'euros qui ont ainsi été détournés des caisses de l'Etat irakien, dont les revenus proviennent à 90 % du pétrole. Le pays figure au deuxième rang de l'Opep, après l'Arabie Saoudite, pour ses exportations comme pour ses réserves. Une manne qui constitue logiquement la source principale de détournement et le ministère du Pétrole est le premier visé par la campagne anticorruption. Deux de ses plus hauts responsables, arrêtés aux premiers jours de «l'offensive de l'aube» après la découverte de gros magots chez eux, apparaissent comme les pièces maîtresses du dispositif de siphonnage de l'argent du brut.

A la différence d'autres pays rongés par la corruption, les détournements massifs de fonds publics en Irak ne profitent pas tant à l'enrichissement personnel des responsables: ils sont destinés essentiellement au financement des formations politiques et des milices armées communautaires, principalement chiites. Adnan al-Aumaili, vice-ministre chargé du Raffinage, dirigeait dans le même temps la Société de raffinage du nord irakien et était un des membres dirigeants d'un parti politique pro-iranien.

Sous domination politique et économique du grand voisin iranien

Des amas de billets ont été découverts dans un four de boulangerie, des climatiseurs, des canalisations...

depuis vingt ans, l'Irak est devenu le poumon financier d'une République islamique pèsent sous les sanctions internationales. Des pistaches jusqu'aux voitures, le marché irakien est inondé de produits iraniens. «Pendant des années, les partis irakiens et leurs milices armées pro-iraniennes ont créé des bureaux économiques chargés d'aspirer les revenus du pétrole à travers des contrats et commissions vers des circuits financiers non officiels qu'il était difficile de criminaliser, compte tenu du prix politique à payer», indique le journaliste irakien Ali al-Saray.

Dans une enquête publiée par le quotidien Asharq al-Awsat, il rapporte que ces structures s'emparent de 15 milliards de dollars par an dans le budget de l'Etat irakien. «Les bureaux économiques, une quarantaine, entretiennent des réseaux de personnes influentes dans les ministères, les gouvernorats, les municipalités et les banques dont l'Iran profite pour le contournement des sanctions, mais aussi pour financer son 'axe de la résistance'», souligne l'enquête. Des chefs de partis irakiens auraient ainsi financé certains proxies de l'Iran dans la région, dont des responsables houthis du Yémen et d'autres au sein du Hamas palestinien.

«Loups politiques»

Les tentacules du système irakien sont loin de se limiter aux frontières du pays. Après les interrogatoires de plusieurs des responsables interpellés, la campagne anticorruption irakienne s'est étendue dans toute la région: 400 propriétés, logements, commerces et comptes en banque auraient été saisis aux Emirats arabes unis, en Jordanie, en Turquie, au Liban et en Iran. «Le combat contre la corruption endémique a longtemps été déclaré comme une priorité par chaque nouveau Premier ministre irakien, rappelle la chercheuse Lahib Higel, de l'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dans une note. La campagne actuelle est plus remarquable mais elle n'a visé jusqu'à la que des officiels de deuxième et troisième rangs [...] avec l'apparente crainte de déstabiliser les plus hautes sphères de l'élite politique irakienne.»

Une réserve partagée par de nombreux Irakiens, qui doutent de la capacité du Premier ministre à mener sa croisade au bout. «Zaidi, coincé entre les requins de la corruption et les loups politiques», a récemment titré le site d'information indépendant Al-Alam al-Jaidi: «Avec le vent d'espoir pour le citoyen irakien, qui voit une lueur au bout du tunnel, vient la question de savoir s'il s'agit d'une réforme politique de fond ou d'un bouillonnement passager?» L'interrogation porte surtout sur l'attitude de l'Iran, dont les dirigeants sont aujourd'hui absorbés par la guerre contre les Etats-Unis. Mais demain? ➡

Ali al-Zaidi, pourfendeur des «profiteurs du système»

Inconnu du grand public jusqu'à sa nomination fin avril, le Premier ministre irakien entend s'attaquer à la corruption et aux milices pro-iraniennes. Malgré le soutien de Donald Trump, il risque d'affronter de fortes résistances internes.

Sa première visite à l'étranger, mi-juillet, avait été pour Donald Trump, qui se répand depuis le printemps sur leur «formidable alchimie». Mais le 29 juillet, pile quand le nouveau Premier ministre irakien, Ali al-Zaidi, devait se rendre en Arabie Saoudite, son pays a été vis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depuis le début de la guerre dans la région par une attaque américano-saoudienne. Dans le viseur, des milices pro-iraniennes opérant dans le nord de l'Irak. Cette coïncidence qui n'en est pas une résume à elle seule la complexité de la situation politico-militaire irakienne que le jeune chef de gouvernement cher-

che à bouleverser. Sa nomination le 27 avril a déjà marqué une rupture historique dans l'Irak, gouverné depuis plus de vingt ans par des vieux caciques communautaristes et affairistes qui ont fait prospérer la corruption et les milices pro-iraniennes dans le pays. A 40 ans à peine, Ali al-Zaidi, avocat, banquier, propriétaire d'une chaîne de télévision et entrepreneur, n'a jamais fait de politique, ni exercé de fonction publique, ni appartenu à un parti. C'est un total inconnu, originaire de la province à majorité chiite de Dhi Qar, choisi par le Cadre de coordination chiite, le bloc majoritaire au Parlement irakien. Donald Trump était intervenu, en janvier, pour mettre son veto au retour de l'ancien Premier ministre, Nouri al-Maliki, perçu comme trop proche de l'Iran.

Bakchich. Mais l'homme s'est très vite affirmé comme n'acceptant ni compromis ni compromission. Dès sa première conférence de presse, au lendemain de sa prise de fonction, il annonce la couleur en révélant qu'un haut responsable du ministère du Pétrole lui a proposé un bakchich de 200 millions de dollars

pour couvrir des malversations. Ali al-Zaidi ne se contente pas de rendre l'affaire publique mais ordonne dans la foulée l'arrestation dudit responsable, marquant par ce geste sa priorité de lutter contre la corruption endémique qui ronge l'Etat irakien. Et remportant aussitôt un immense capital confiance auprès de la population. En un temps record, il a lancé une offensive sans précédent contre les «profiteurs du système», affichant dès le début de l'été de premiers résultats spectaculaires, en millions récupérés et de personnalités sanctionnées. Avec une formation universitaire solide en droit et en finance, Ali al-Zaidi se montre déterminé à poursuivre avec rigueur un projet qui paraît utopique pour l'Irak, miné par des décennies de violences et souffrant d'infrastructures et de services publics défaillants. L'homme d'affaires, arrivé au pouvoir avec l'appui du président américain, s'est engagé à dynamiser la fragile économie de son pays, qui dépend fortement des exportations de pétrole.

Outre la guerre contre la corruption, son autre priorité, brûlante et périlleuse, est le désarmement des puissantes milices pour rétablir le monopole de l'Etat sur les armes. Cette ambition est un défi frontal pour l'Iran voisin qui tient l'Irak sous sa domination militaire et économique, notamment à travers ces milices. Sur ordre des Gardiens de la révolution, elles ont, depuis le début de l'offensive américano-israélienne contre l'Yémen, lancé des attaques contre des pays du Golfe, notamment l'Arabie Saoudite. Avant la guerre, elles menaient régulièrement des frappes contre les intérêts américains à Bagdad et ailleurs.

Médiation. Ali al-Zaidi affirme clairement sa volonté de rééquilibrer les relations régionales et internationales pour s'affranchir de la domination iranienne en réchauffant ses relations avec les pays du Golfe, la Turquie mais surtout avec les Etats-Unis. Chaleureusement accueilli à Washington, il l'a été beaucoup plus fraîchement à l'Yémen quelques jours après, pour sa tentative de médiation entre les deux belligérants dont l'opposition de longue date a fait de son pays un terrain d'affrontement par procuration.

Salutes par les diplomates et davantage encore par les Irakiens, les ambitions et le courage d'Ali al-Zaidi font craindre pour son avenir. Son projet de remise en question radicale de tout ce qui régit politiquement, militairement et économiquement l'Irak depuis des années devrait voir se dresser de féroces ennemis.

Ali al-Zaidi le 16 mai. BIAGI PRIME MINISTER MEDIA OFFICE. REUTERS

H.K.

---

8

MONDE ÉCONOMIE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Par

FABIEN PERRIER

Correspondant à Athènes

A une vingtaine de kilomètres d'Athènes, depuis le 46e étage de la Riviera Tower, le premier gratte-ciel de Grèce, la vue est époustouflante. Quatre étages doivent encore être parachevés pour que puisse commencer l'aménagement intérieur de cette tour érigée par le constructeur français Bouygues qui culmine à 203 mètres d'altitude. Mais déjà, on aperçoit au sud les îles du golfe Saronique et leurs eaux bleues, au nord l'Acropole et le mont Hymette, ou encore la côte qui s'étend jusqu'au cap Sounion à l'est et les montagnes du Péloponnèse à l'ouest. Cet immeuble qui abritera des appartements de luxe devrait être livré d'ici le second semestre 2026. Il est planté au cœur du projet pharaonique appelé «Ellinikon», du nom de l'ancien aéroport d'Athènes qui, jusqu'en 2001, occupait ce site trois fois plus grand que Monaco. Une «ville dans la ville» selon les mots de l'investisseur Lamda Development, la société du puissant magna grec Spiros Latsis, maître d'œuvre de ce programme de transformation. Mais le rêve des uns est le cauchemar des autres.

Car la tour, visible de loin depuis Athènes, et le projet dans son ensemble sont l'objet de controverses depuis plus d'une décennie. Elles sont reparties de plus belle au mois de mai quand le photographe Vassilis Stamos a publié une photo prise depuis la montagne de Pendeli, au nord de la capitale. Entouré d'échafaudages, le gratte-ciel semble dominer l'Acropole, érigé 156 mètres au-dessus du niveau de la mer. Avec la perspective choisie, la différence de hauteur rend insignifiante la Roche sacrée. Sur les réseaux, cette construction est devenue une métaphore du développement de l'Attique, la région autour d'Athènes.

«UNE VILLE

DE L'ENTRE-SOI»

Pour les partisans du projet, cette tour symbolise la modernisation économique du pays et sa capacité à se projeter dans l'avenir. Sortie de la crise financière de 2008, la Grèce a regagné la confiance des investisseurs et affiche désormais des taux de croissance louables : 2,1 % en 2024 et 2025, et il devrait en être de même en 2026. Ainsi, Chrysanthos Panas, qui possède différents lieux festifs dans le centre et sur la côte, «croit en ce projet pensé par les meilleurs architectes du monde, comme le cabinet Foster Partners. L'ensemble est très bien organisé et dessiné pour la ville.» Il souligne ainsi «qu'il sera doté d'infrastructures de qualité, les routes ont été pensées pour améliorer la circulation sur la côte (qui, aux heures de pointe, est particulièrement dense, voire bouchée, ndlr). Surtout, au cœur sera élaboré un parc. Ce sera le plus grand d'Europe et il sera accessible à tous», assure-t-il. Lamda Development de son côté vante auprès de Libération «le plus grand

En Grèce, un projet immobilier controversé à tous les étages

Sur le site de l'ancien aéroport d'Athènes, le pharaonique complexe immobilier Ellinikon, édifié en symbole du renouveau économique du pays, est vivement critiqué. Ses détracteurs y voient notamment une privatisation de l'espace par les plus riches.

projet de régénération urbaine d'Europe, construit sur le site de l'ancien aéroport international d'Ellinikon, s'étendant sur 6,2 millions de m² avec 3,5 km de littoral athénien et la création d'un parc de 2 millions de m². Il est, affirme-t-on, destiné à devenir «une destination phare pour les résidents comme pour les visiteurs». La description est alléchante : «Des espaces verts ouverts, un parc sportif de pointe, des résidences haut de gamme, des quartiers commerçants, des hôtels de luxe, une marina, des lieux culturels, un complexe intégré avec centre

«Le projet ne correspond en rien à l'architecture traditionnelle de l'Attique. Ce gratte-ciel dénature complètement la vue et le paysage.»

Ilias Giannidis ancien professeur d'architecture

de congrès et casino, un pôle de santé et de bien-être, ainsi qu'une université.» Le tout répondra au concept de «smart city», une «ville intelligente» dans laquelle l'utilisation des données et des technologies de pointe est censée optimiser les services urbains, améliorer la qualité de vie et réduire l'impact environnemental.

Du côté des détracteurs, «la tour est à l'image de l'ensemble du projet : affreuse et inacceptable!» lance Ilias Giannidis, ancien professeur d'architecture à l'Université de Crète. Il déroule sa pensée : «Ellinikon n'avait pas besoin de ciment, d'un casino... Le projet ne correspond en rien à l'architecture traditionnelle de l'Attique. En outre, ce gratte-ciel dénature complètement la vue, le paysage et même la notion d'échelle présente en architecture depuis les Grecs anciens.» En effet, dès la Grèce antique, la notion d'échelle est utilisée en architecture et repose sur l'humain, le module et l'harmonie mathématique. Or trois autres tours, de taille certes plus petite, devraient être érigées : un mall (vaste centre commercial), un complexe hôtelier et l'université. «Ils ont créé une véritable ville qui comptera environ 30000 habitants», expose Tonia Katatini, également architecte et opposée au projet qui s'inquiète

«d'un espace fermé, d'une ville de l'entre-soi».

Elle en veut pour preuve le parc : «La loi oblige que, pour toute construction, 30 % du terrain soit libre ou vert. Reste que ce parc sera un espace vert "intérieur" dans le sens où il sera à l'intérieur d'un complexe bordé par des habitations de toute sorte... Il ne bénéficiera pas aux quartiers des alentours. Même le front de mer est transformé en espace de luxe, inaccessible au plus grand nombre» dans un pays où le salaire minimum est de 1027 euros brut, et où le salaire annuel moyen est toujours 25 % au-dessous du niveau d'avant-crise. «Il aurait fallu inclure du logement social», indique-t-elle, consciente que le coût du logement est de plus en plus onéreux. Selon le maire d'Athènes, Haris Doukas, les Athéniens consacrent 70 % de leur salaire à la location d'un studio et jusqu'à 90 % pour un deux-pièces.

MONTANT D'ACHAT

TRÈS FAIBLE

En réalité, la réhabilitation du site de l'ancien aéroport d'Athènes, en service à partir des années 30, a été l'objet d'une controverse pendant près de deux décennies. Ellinikon est fermé en 2001, car la Grèce en ouvre un autre, Eleftherios-Venizelos, en vue d'accueillir les Jeux

olympiques de 2004. Il est laissé en friches. En 2010, Athènes, au bord du défaut de paiement après la crise économique et financière, souscrit un prêt auprès de l'Union européenne, du Fonds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 et de la Banque centrale européenne. En échange, ceux-ci imposent qu'elles prennent des mesures draconiennes. Parmi elles, la privatisation de biens de l'Etat. L'ancien aéroport d'Athènes fait partie des bijoux de famille alors que le site est délaissé et que ses hangars servent d'entrepôt, mais aussi de camp d'hébergement pour les migrants entre 2015 et 2017. Aussi, en 2011, l'Etat grec place ce terrain dans un fonds chargé de valoriser les biens publics et lance un appel d'offres pour le réaménagement du site de l'ancien aéroport de Ellinikon et de la zone côtière adjacente. Spiros Latsis, dont la famille a fait fortune comme armateur avant qu'il ne diversifie son groupe Lamda Development dans les banques, le pétrole ou encore la construction, est sur les rangs.

«Lamda a été le seul participant à soumettre une offre ferme, acceptée par l'Etat grec», souligne-t-on du côté de l'entreprise qui a remporté le projet pour 560 millions d'euros en 2014. Pour différents experts, ce montant est faible par rapport à

---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9

la situation et la superficie de l'espace. C'est le cas d'Ilias Giannidis pour qui «la vente des luxueux appartements du gratte-ciel dépasse le montant d'achat de toute la zone!» Quant à Georgios Anamateros qui, le 13 novembre 2014, a été nommé expert auprès du procureur en charge de la lutte contre la fraude fiscale pour «évaluer le prix d'achat juste» de ce site, il s'offusque d'un «prix très bas». Sauf que, comme il le souligne avec une pointe de malice, le contrat avec Lamda a été signé dès... le 14 novembre! Pour lui, «la compétition s'est déroulée dans des conditions obscures puisqu'un certain nombre de règles ont changé au cours du temps, comme les règles d'urbanisation, celles de propriété...» Il note en outre que le financement devait se faire en fonds propres, or un prêt a été contracté. Mais

surtout, Lamda a vendu des parcelles à d'autres constructeurs immobiliers, ce que la compagnie n'avait pas le droit de faire. «Elle ne devait vendre que des produits finis», plus chers à construire. Lamda se défend de toute irrégularité: «Notre proposition s'appuyait sur un schéma directeur (master plan) global, qui a ensuite été affiné et adapté pour se conformer au cadre d'urbanisme et aux exigences légales établies par l'Etat grec.» Et précise aussi que «la transaction a été ratifiée par la loi, suivie des autorisations d'urbanisme et des actes réglementaires requis. L'acquisition s'est achevée en 2021, après environ dix ans d'appels d'offres, de négociations et d'obtentions de permis». Et surtout, la société rappelle que le chiffre du coût global du projet est estimé à près de neuf milliards et

qu'il doit attirer, à terme, plus d'un million de touristes supplémentaires par an, créer environ 70 000 emplois dans divers secteurs, et contribuer de 2,5 points au PIB grec. Même Bouygues, entré dans la danse en 2023 en joint-venture avec deux compagnies grecques, Intrakat et Aktor, en raison de son savoir-faire dans la construction de gratte-ciels et de collaboration passées avec Norman Forster, argumentait alors que le chantier de la tour «emploiera 1 000 personnes et permettra la création de 500 emplois directs».

PARMI LES PAYS LES PLUS PAUVRES D'EUROPE

Ces montants ne suffisent pas à faire changer d'avis les détracteurs: «Lamda aurait dû acquérir le site pour une valeur 2,7 fois plus élevé,

soit 1,56 milliard d'euros», soutient Georgios Anamateros. Il explique aussi qu'un autre expert, Ioannis Melas, a fait une évaluation en prenant en compte la vente de parcelles. Elle multiplie par quatre le prix de la signature du contrat. Mais surtout, ce qui flèche, c'est l'écart entre la réalisation et l'ambition initiale des gouvernements. «Il était prévu d'y implanter un vaste parc public, accessible à tous», explique Ilias Giannidis. Tonia Katerini ajoute: «Les infrastructures comme les routes ou encore l'eau ont été financées par l'Etat.» Du côté de Lamda, la réponse fuse: «Mais c'est le droit! En revanche, nous avons financé un certain nombre de recherches préalables.» Quand, en 2020, le Premier ministre, Kyriakos Mitsotakis, inaugurait les travaux, il affirmait: «Ellinikon

est le symbole de la nouvelle Grèce que nous bâtissons.» Une Grèce florissante, où le chômage ne se chiffrait plus qu'à 8% en juin. Mais est-ce une Grèce égalitaire? 26,3% de la population, soit 2,7 millions de personnes, reste exposée au risque de pauvreté. Surtout, avec une forte concentration des richesses chez les plus aisés, les Grecs figurent parmi les plus pauvres de l'Union européenne. Alors, dans le fond, ce que les opposants au nouvel Ellinikon rejettent, c'est la privatisation d'un espace public qui, avec son école et son université privées, ses hôtels et appartements de luxe, sera marqué par une «barrière financière», selon le mot de Tonia Katerini, empêchant la classe moyenne et les plus défavorisés de profiter des lieux. Qui seront, en quelque sorte, dominés par les habitants de la tour. ➡

Offre intégrale 34.906 par mois au lieu de 75 000 prix de vente au numéro

ABONNEZ VOUS ICI OU PAR TELEPHONE au 01 55 56 71 40 du 1 000 au vendredi de 9H à 18H

• Le journal papier livre chez vous
• L'accès à tous les contenus du site et de l'application

---

10

PRÉSIDENTIELLE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Ingérences étrangères dans la campagne

Les enfumages du Kremlin

Edouard Philippe, Raphaël Glucksmann et Gabriel Attal ont été victimes ces derniers jours d'opérations russes de désinformation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A gauche comme à droite, la menace inquiète, alors qu'un projet de loi censé rendre les peines plus dissuasives a été déposé au Sénat.

Par

ARTHUR LOUIS

Le Secrétariat général de la défense et de la sécurité nationale (SGDSN) ne s'était pas trompé : les municipales ont servi de « répétition générale ». A près de huit mois du premier tour, l'équipe de Gabriel Attal, candidat de Renaissance à l'Élysée, a annoncé mercredi que l'ex-Premier ministre a été visé par des « ingérences extérieures provenant de Russie et d'organes liés au pouvoir central russe ». Selon le service de vigilance et de protection contre les ingérences numériques étrangères (Viginum), qui associe l'événement au mode opératoire pro-russe « Matriochka », des faux reportages, vidéos et unes de journaux ont été diffusés sur X pour nuire à l'ancien locataire de Matignon. Ces faux contenus – finalement très peu vus par les internautes, selon Viginum – ont usurpé l'identité visuelle de médias français (RFI, BFM, France 24, l'Agence France-Presse, le Parisien, Ouest France et Libération) pour diffamer Gabriel Attal sur de faux sujets allant de la religion à sa prétendue maladie de Parkinson ou à « l'empire de la drogue » que lui aurait légué son père lui-même « mort d'une overdose ».

Ces derniers jours, d'autres tentatives de déstabilisation ont visé Edouard Philippe – objet de plusieurs fausses informations sur sa santé – et Raphaël Glucksmann, candidat pas encore déclaré à l'Élysée mais très probable participant à la primaire du Parti socialiste. L'origine de cette attaque est clairement identifiée selon le patron de Place publique : « Le SGDSN m'a con-

firmé que j'étais la cible d'une attaque du groupe "Storm1516", directement piloté par le GRU (les services secrets de l'armée russe). L'opération russe est identifiée, tracée, attribuée, a-t-il affirmé mardi dans un communiqué.

Dans une vidéo partagée sur les réseaux sociaux par des comptes basés dans différents pays mais affichant tous des penchants pro-Poutine ou pro-Trump, une voix générée par intelligence artificielle affirmait que la campagne de Raphaël Glucksmann, la journaliste Léa Salamé, aurait tenté de soudoyer des médias pour favoriser sa candidature. On y entend également un faux témoignage audio du cofondateur de Mediapart, Edwy Plenel, affirmant avoir reçu une proposition de sa consœur. Le tout en reprenant les codes graphiques du média français Blast dont 181 pages ont été copiées et collées sur un faux site. Là encore, tout a l'apparence de Blast, à la différence près qu'y apparaît un article jamais écrit par le pure player relatant la théorie de la tentative de corruption de Léa Salamé.

« UN CHAMP DE BATAILLE »

Selon Raphaël Glucksmann, qui ne cache pas ses positions anti-Poutine, l'objectif était « de rendre viral un mensonge total pour salir des personnalités considérées comme hostiles par le régime russe ». Dans l'entourage de Gabriel Attal, on affirme que « cela va se reproduire. A chaque fois contre des candidats qui ont eu des prises de position très fermes vis-à-vis de la Russie. Évidemment, les dirigeants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ne sont pas visés. »

Ni une, ni deux, le principal rival à gauche du patron de Place publi-

que, Jean-Luc Mélenchon, s'est emparé de la question. « Après les services d'Israël contre trois de nos candidats aux municipales, voici les services russes contre trois personnalités françaises, dont Raphaël Glucksmann, candidat probable du PS à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 a réagi mardi le candidat de La France insoumise. L'occasion pour lui de rappeler les ingérences dont avaient été victimes les candidats LFI aux municipales Sébastien Delogu (à Marseille), François Fiquemal (à Toulouse) et David Guiraud (à Roubaix). Tous avaient été la cible d'une campagne de désinformation menée via une entité israélienne privée, nommée BlackCore, et finalement débusquée par les autorités françaises. En enquêtant sur cette dernière, Libération et Haaretz avaient mis au jour des outils en développement pour des campagnes d'influence en ligne et étaient remontés à deux entreprises basées en Israël. Aucun lien n'avait cependant pu être établi avec le gouvernement de Benyamin Nétanyahou. Pendant cette même campagne des municipales, le réseau de propagande russe Storm-1516 – celui qui a attaqué Raphaël Glucksmann – avait lancé une autre opération de déstabilisation contre le candidat Horizons à Paris, Pierre-Yves Bournazel. Quelques mois plus tard, Storm-1516 a donc visé le chef de son parti, Edouard Philippe. Une fois n'est pas coutume, Raphaël Glucksmann et Jean-Luc Mélenchon s'accordent pour dire qu'il est urgent d'agir. « Pour une puissance comme la Russie, nos élections deviennent un champ de bataille », a estimé le patron de Place publique mercredi sur RTL. Son concurrent

a, lui, assuré que « les insoumis soutiendront toute action contre qui que ce soit qui voudrait nuire à la liberté et la sincérité de la campagne présidentielle française. » Et de lancer un appel à la mobilisation : « Il est urgent de se protéger collectivement contre ces campagnes de déstabilisation. [...] Il est temps d'organiser un front commun contre les ingérences. »

« DURCISSEMENT DES PEINES » Même son de cloche du côté du potentiel participant à la primaire du PS et de Place publique. Face aux ingérences étrangères dont les réseaux sociaux sont le premier levier d'action, il faut que « les grandes plateformes américaines et chinoises, en particulier X et TikTok, soient obligées de respecter les règles européennes » (lire ci-contre) et que les États européens n'aient pas « la main qui tremble » a martelé Glucksmann. Mélenchon, lui, rappelle que « Manuel Bompard a présenté au Premier ministre [les] propositions » de LFI : « Il devait nous revoir. Pas de nouvelle. »

Le Premier ministre, Sébastien Lecornu, avait pourtant reçu l'ensemble des formations politiques en juin pour aborder la question. Il avait même estimé devant la presse que le risque d'ingérence « (avait) été significatif sur les municipales », ce qui selon lui laissait « entrevoir les perspectives de menaces lourdes sur l'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 Pour y faire face, l'exécutif a déposé le 22 juillet au Sénat le projet de loi porté par l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Laurent Nuñez, qu'Emmanuel Macron avait annoncé dès avril. Encore au stade de l'examen en commission, le texte propose de créer « de nouveaux refé-

rés » qui permettent de saisir en urgence la justice en période électorale ou un « durcissement des peines » pour les rendre plus dissuasives, selon le Premier ministre. D'ici à la mise au vote du projet de loi, prévue pour l'automne, le gouvernement pourrait avoir à plancher sur ●●●

---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11

Raphaël Glucksmann à Izon (Gironde), le 14 juillet. PHOTO RODOLPHIE ESCHER

Gabriel Attal en Vendée, mardi. PHOTO MAYLIS ROLLAND

une menace similaire identifiée par la Chambre haute. Dans un rapport d'information dévoilé début juillet, les sénateurs Laurent Lafon (Union centriste), Sylvie Robert (PS) et Agnès Evren (LR), alertent sur le risque d'«ingérences intérieures» et s'inquiètent que la France ne dispose

d'aucun outil pour s'en prémunir. Si le service Vignum est chargé de la lutte contre les ingérences numériques extérieures, rien n'est prévu pour contrer les campagnes de manipulation orchestrées depuis le territoire national par des acteurs politiques ou économiques.

«Menacer X d'une interdiction est nécessaire»

Pour Marine Tondelier, candidate à la présidentielle et secrétaire nationale des Ecologistes, le réseau social d'Elon Musk a «un impact plus structurel dans la désinformation» que les seules attaques numériques étrangères.

Couper X. C'est la proposition radicale – provocatrice? – de Marine Tondelier pour protéger le débat politique des ingérences étrangères, notamment russes, mais aussi de l'extrême droite américaine. Une opération d'ingérence a touché Gabriel Attal, Raphaël Glucksmann et Edouard Philippe, après les insoumis durant les municipales. Comment s'en protéger pour la présidentielle?

Les Ecologistes alertent depuis longtemps sur le risque connu et assez massif d'ingérence étrangère pour la campagne de 2027, plus que pour toutes les précédentes. Nous sommes très inquiets. Lors de la réunion sur le sujet à Matignon avec les autres forces politiques [en juin, ndlr], on nous a expliqué que l'impact électoral des attaques durant la campagne des municipales avait été minime. A l'époque, je suis intervenue au nom des Ecologistes pour

mettre en garde : ce n'est pas parce que ces attaques n'ont pas eu d'impact électoral majeur en 2026 que ce ne sera pas le cas en 2027. J'ai aussi dit qu'au-delà des attaques organisées depuis l'étranger, l'algorithme de X est, pour moi, une ingé-

rence beaucoup plus forte dans la vie démocratique de ce pays car il a, en lui-même, un impact plus structurel, quotidien, de chaque minute dans la désinformation. Aussi, il faut imposer le cadre légal européen [le digital service act ou DSA] et sanctionner les plateformes de réseaux sociaux qui n'agissent pas assez vite pour lutter contre ces campagnes, qui refusent de transmettre des informations ou d'enlever des contenus problématiques. Menacer des plateformes comme X d'une interdiction pendant les élections me semble nécessaire et il faut appliquer cette sanction en cas d'ingérences constatées en amont.

Interdire X? On va vous accuser de censure...

Si X s'arrêtait, là, pendant un mois, cela ferait beaucoup de bien au débat public français... La question de ce réseau social n'est pas juste une question de «liberté d'expression» ou de «liberté d'entreprendre». Cet outil est

la propriété d'une personne, basée aux Etats-Unis, avec une idéologie suprémaciste et qui veut faire basculer l'Europe dans une soumission totale aux Etats-Unis. Elon Musk a d'ailleurs fait savoir qu'il souhaitait l'élection en France de Marine Le Pen. Ce qui, d'ailleurs, souligne de manière assez forte l'hypocrisie du soi-disant patriotisme d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dont, en fait, toutes les puissances étrangères hostiles à la France ont intérêt à la victoire. L'algorithme de ce réseau social est pipé. Les «notes» censées éclairer la véracité des publications [ajoutées en dessous de celles-ci] sont désormais source de fake news supplémentaires. Dès que je parle d'écologie, avec des éléments scientifiques prouvés, tout est systématiquement remis en question. Sans parler du cyberharcèlement qu'on y subit. En particulier lorsque vous êtes une femme.

Le politique est donc devenu impuissant à réguler cette plateforme...

La première étape serait déjà de considérer X comme un éditeur de contenu : c'est un algorithme qui décide si une publication va apparaître ou pas, qui organise le système de notes... X est un média, avec une ligne éditoriale. Ce n'est plus une simple plate-forme de diffusion de contenus. Au-delà de l'interdiction de X, quelles sont les propositions des

écolos sur la lutte contre les ingérences?

Comme nous le voyons bien dans le domaine climatique, les Etats-Unis et la Russie convergent dans leur effort de propager de la désinformation. Que prévoit le gouvernement pour sanctionner les auteurs d'une éventuelle campagne d'ingé-

rence? La France a-t-elle mis une ligne rouge aux pays étrangers, notamment aux Etats-Unis et à Israël avec qui elle dialogue? Elle doit le faire. Il faut aussi lutter contre la concentration des médias dans les mains de Vincent Bolloré et ce qu'il présente comme un «projet de civilisation», car c'est un risque aussi élevé que les ingérences étrangères – si ce n'est plus – pour manipuler le débat public. Dans notre programme dévoilé en juillet, nous proposons une loi contre la concentration des médias sur le modèle norvégien, qui interdit à un groupe de détenir plus de deux titres de presse, une chaîne de télévision et une radio nationales. Enfin, il est important de renforcer les moyens de l'audiovisuel public, notamment ses moyens digitaux, et de soutenir la presse régionale dans sa digitalisation et dans son renouvellement de lectorat vers les jeunes.

Recueilli par LILIAN ALEMAGNA

---

12

FRANCE ENVIRONNEMENT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Sous les serres, le seuil de 35°C a été dépassé durant plusieurs jours. A Savenay, le 27 juillet.

Les saisonniers s'affairent autour

Sécheresse

En Loire-Atlantique, les maraîchers dans les choux

Dans l'ouest de la France, les cultivateurs subissent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à Savenay, certains n'ont pas vu une goutte d'eau depuis le printemps alors qu'ils étaient inondés cet hiver.

Par

PAULINE MOULLOT Envoyée spéciale à Savenay (Loire-Atlantique)

Photos THÉOPHILE TROSSAT

Elle montre les plants de tomates, un à un, et observe chaque fleur. Sur cinq, une seule deviendra une tomate. Les autres ont «avorté», explique Nathalie Piriou, maraîchère à Savenay (Loire-Atlantique). «Au-delà de 35°C, le pollen devient stérile», complète l'agricultrice. Sous sa serre, blanchie pour limiter la chaleur, elle ne compte plus les jours où le thermomètre a dépassé ce seuil fatidique depuis début juin. Dans la rangée de concombres, le décompte est pire en cette fin juillet: sur neuf fleurs, pas un seul fruit. Ce qui n'empêche pas les saisonniers de s'affairer autour des plants, qui pous-

sent d'un mètre par semaine quand il fait chaud, pour les accrocher, couper les fruits qui ne grossiront pas et effeuiller ce qui empêche la plante de produire.

«Il a fait un peu moins chaud ces derniers jours, alors ça repart», espère l'agricultrice de 52 ans installée depuis 2002 avec son mari David, 54 ans, après une reconversion professionnelle. Les ruches de bourdons, qui permettent de polliniser les fleurs, sont installées à l'entrée de la serre. «Normalement, on les met au milieu, mais il n'y a pas d'air, elles ont trop chaud», explique celle qui est partisane de la «lutte intégrée», un système de cultures qui permet d'utiliser moins de pesticides en s'appuyant sur des insectes.

PAYSAGE AUX AIRS MÉDITERRANÉENS

En plus de vingt ans d'activité, le couple d'agriculteurs n'a jamais connu une année pareille. «On n'a pas vu d'eau depuis un mois», s'alarme la productrice. Depuis le 1er juin, selon les données de pluviométrie de la station la plus proche, il est tombé à peine 20 millimètres de pluie. Impossible de faire tenir une exploitation de cinq hectares, dont 10 000 m² de tunnels sous lesquels poussent tomates, concombres et aubergines grâce au renfort d'une salariée et cinq saisonniers. Si les maraîchers peuvent irriguer, grâce à un plan d'eau sur l'exploitation, ils assurent utiliser la ressource avec précaution en arrosant le soir et la nuit. Et ont abandonné leurs salades, qui n'ont pas survécu à la chaleur. Dans leur magasin de vente directe, qui écoule 95% de leur production, «on ne peut plus en proposer depuis le mois de juin», raconte Nathalie. Dans le champ, les feuilles de mesclun, toutes sèches, sont irrécupérables. Si quelques pousses de salades rouges ont un peu mieux résisté et pourraient être sauvées, «il faudrait payer un salarié pour les ramasser et ne les vendre que 20 centimes vu leur taille, cela ne vaut pas le coup», tranche la maraîchère.

Les poireaux, plantés pour l'automne, n'ont pas meilleure allure. Après un mois dans la terre, ils font toujours la taille d'un crayon

---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13

des plants, qui poussent d'un mètre par semaine quand il fait chaud.

desséché. «L'arrosage artificiel maintient en vie, mais ça n'a rien à voir avec une pluie. Ce qu'il nous faudrait, c'est 10 ou 15 mm d'eau de pluie», explique David Piriou. Seule anomalie dans ce paysage aux airs méditerranéens, le champ de patates douces, verdoyant sous la chaleur.

«ON NE SAIT PAS À QUOI SE PRÉPARER»

Paradoxe emblématique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 la même exploitation était cet hiver... les pieds dans l'eau après «quatre mois de pluie sans interruption», se souvient l'agriculture. Les fraises ont été noyées, et les maraîchers travaillaient dans des serres aux fossés remplis d'eau. Malgré de grosses pertes de salades, le pire a finalement été évité à la surprise des premiers concernés. «Il y a des pieds de fraises qui ont crevé mais la plupart ont été sauvés», s'étonne encore Nathalie Piriou. «Le réchauffement climatique, on croit que c'est le manque d'eau et les températures qui montent, mais en fait c'est surtout d'avoir tout à l'extrême. C'est extrême d'avoir quatre mois d'eau, puis quatre mois sans aucune goutte», constate-t-elle.

On se promène dans le champ de courges, inondé ce printemps et qui souffre en cet été caniculaire. «La seule chose intelligente qu'on a faite cette année, c'est d'avoir installé un système de goutte à goutte pour les arroser.» Malgré tout, les courges ne font que la taille d'un poing. On en compte une par pied, contre plusieurs habituellement. «Quand il fait chaud, la plante fabrique plus de fleurs mâles que femelles, car ça lui demande moins d'énergie, mais ce sont les femelles qui donnent les fruits», poursuit Nathalie Piriou.

Les pertes globales, encore difficiles à chiffrer, ne seront connues qu'au moment du bilan de fin d'année. En juillet, les exploitants n'ont récolté que 60 kilos de haricots verts contre près de 300 le même mois de 2025, et 60 kilos de tomates cerises au lieu de 200. Pour le reste, les conséquences se feront surtout sentir au mois d'août, quand les fleurs qui ont avorté sous la canicule de juin et début juillet n'auront pas donné de fruits. «Aujourd'hui, on ne sait pas si on va récolter 20 ou 50 concombres sur un pied,

50 kilos de tomates ou dix», s'inquiète Nathalie Piriou. La perte de récolte risque aussi d'avoir un impact sur les cultures d'automne, comme les betteraves qui ont pour l'instant été plantées sous un voile, pour les protéger du soleil, et les courges et les poireaux qui ne poussent pas, à moins d'un miracle. «Il va falloir faire comprendre au consommateur qu'il va devoir payer plus cher, alors que son salaire n'augmente pas», prévient la productrice.

La maraîchère répète le même mot pendant toute la visite : ils «subissent»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En 2022, ils ont déjà connu une sévère sécheresse, puis en 2024, l'été a été extrêmement humide et pluvieux. Avant cet épisode historique de 2026. «Le problème, c'est qu'on ne sait pas à quoi se préparer. Quand on plante en avril ou mai, est-ce qu'on se prépare à une année sèche ou pluvieuse comme il y a deux ans? Les plants de tomates, on les commande dès le mois d'octobre quand la récolte est terminée. On ne connaît pas la météo si longtemps à l'avance», s'interroge-t-elle. Les années difficiles ne datent pas d'aujourd'hui, mais cette crise prend une ampleur encore inconnue. Comme si l'expression galvaudée «il n'y a plus de saison» prenait enfin tout son sens. ➤

UN MOIS DE JUILLET RECORD

Juillet 2026 a été le troisième mois le moins arrosé de l'histoire en France, avec un déficit de pluie de près de 70 %, selon des données communiquées par Météo France mardi. Une situation qui vient aggraver un tableau déjà peu favorable. A la fin juillet, «les sols sont encore plus secs qu'en 2022 et 2025 à la même période, et atteignent des niveaux équivalents aux plus bas jamais enregistrés» à la mi-août 2022, développe Météo France. Le mois de juillet a aussi été le plus chaud de l'histoire de notre pays, avec une température moyenne de 24,9 °C.

L'éco-anxiété chez les agriculteurs un mal de plus en plus palpable

Beaucoup de professionnels prennent conscience que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a un impact sur leur santé mentale. Au point que certains parlent d'éco-anxiété, quand d'autres le voient encore comme un élément de plus dans le mal-être agricole.

C'est une productrice d'œufs qui a vu ses poules mourir sous la canicule, un maraîcher qui constate que ses tomates ont eu «un coup de chaud» ou encore des éleveurs laitiers qui s'inquiètent car ils tapent dans leur stock de fourrage prévu pour l'hiver et se demandent ce que vont manger leurs vaches dans les prochains mois si l'herbe ne repousse pas. Après trois vagues de chaleur exceptionnelles, une sécheresse qui touche la majorité des départements français, et des incendies un peu partout, les agriculteurs sont plus que jamais en première ligne face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A tel point que le sujet peut affecter leur santé mentale. Si les études scientifiques manquent encore à ce sujet, les témoignages, eux, se multiplient. «Je suis dans le métier depuis mes 14 ans, et je n'ai jamais connu ça», rapporte Dominique David, maraîcher de 62 ans installé à Guérande (Loire-Atlantique). «C'est un stress permanent quand vous voyez vos cultures dépérir et que vous ne pouvez pas semer les prochaines car il n'y a pas d'eau», poursuit-il. Nathalie Piriou, installée elle aussi en Loire-Atlantique, concède qu'«il y a des matins où on ne sait pas pourquoi on se lève», même si elle «garde la niague [...] grâce au soutien de [sa] clientèle». Mais à part le contact avec les clients, «on est seuls», constate-t-elle plaident. «Moralement, on comprend les gens qui arrivent à des pensées morbides», conclut Dominique David.

Incertitude. Dans le Maine-et-Loire, Marion Legros, maraîchère elle aussi et adhérente à la Confédération paysanne, a assisté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à plusieurs réunions sur le sujet, organisées par son syndicat et son groupement d'agriculteurs bio. «On a décidé de se réunir pour dire ce que chacun vivait sur sa ferme. Quelle que soit la spécialité, que ce soit des maraîchers, éleveurs, vignerons, arboriculteurs, tout le monde était abattu.» Au-delà de l'impact psychologique, note-t-elle, «ce qui est ressorti, c'est une grosse fatigue. Physiquement, c'était beaucoup plus dur que [la sécheresse de] 2022 parce que là, ça s'est enchaîné et on n'a pas eu le temps de récupérer.» Elle a entendu certains collègues s'interroger sur leur envie de continuer le métier si ces aléas se répètent. Les experts confirment avoir observé un changement ces dernières semaines. «Ça s'est fortement accentué le mois dernier : les psychologues relèvent dans le discours des agriculteurs des préoccupations diffuses qu'on peut qualifier d'éco-anxiété», affirme Frédérique Jacquet-Libaud, pi-

lote du programme «prévention du mal-être» à la Mutualité sociale agricole (MSA), la sécu des agriculteurs.

Ce malaise est souvent multifactorial, lié à l'isolement, au revenu, aux incertitudes sur l'avenir, autant de sujets directement corrélés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 reste que le bouleversement planétaire est rarement directement pointé du doigt dans la détresse psychologique des agriculteurs. Sur la ligne téléphonique Agri'écoute, à destination des agriculteurs en détresse psychologique, le sujet a été beaucoup plus abordé en juin, explique la MSA. «Ils n'appellent pas en disant qu'ils sont inquiets à cause de la canicule, mais cela émerge au cours de la conversation. L'éco-anxiété s'inscrit dans un ensemble de vecteurs de vulnérabilité», poursuit Frédérique Jacquet-Libaud. «Il y a un facteur majeur en termes de santé mentale, quelle que soit la population, c'est l'incertitude. Dès lors qu'on ne se projette plus, cela peut nous déséquilibrer. Or l'incertitude est devenue le principe de base du métier des agriculteurs», insiste-t-elle.

«Tsunami». «Là, les gens sont sous le choc, ils essaient de parer aux difficultés immédiates», ajoute Marie-Andrée Besson, présidente de Solidarité Paysans, une association proche de la Confédération paysanne qui vient en aide aux agriculteurs. Prévoyant un «tsunami» à l'automne, elle estime que le mal-être des agriculteurs est lié à des difficultés structurelles, auxquelles le gouvernement ne répond pas, selon elle, avec la loi d'urgence agricole récemment votée.

Hélène Jalin, docteure en psychologie et ancienne ingénieure agronome, vient de lancer un projet de recherche sur le sujet. En s'appuyant sur la première vingtaine d'entretiens qu'elle a menés, celle qui a consacré sa thèse à l'éco-anxiété retrouve des caractéristiques de ce trouble psychologique chez ses interlocuteurs du monde agricole. «Ils ne dorment plus, la météo devient leur sujet de discussion privilégié et ils la consultent, compulsivement, dix fois par jour», explique-t-elle. Toutefois, ajoute la chercheuse, «c'est une éco-anxiété qui ne dit pas son nom. Ils ne vont jamais dire qu'ils le sont malgré ce stress permanent». Si une prise de conscience s'amorce et que la majorité des sondages confirme que les agriculteurs se disent inquiets du changement climatique, Hélène Jalin constate un fossé entre les agriculteurs conventionnels et ceux qu'on appelle les Nima, les personnes non issues du milieu agricole qui portent souvent des projets alternatifs. Encore aujourd'hui, explique-t-elle, «les conventionnels vont focaliser sur un problème individuel, mais ne font pas forcément le lien avec le changement climatique». A la Confédération paysanne, à l'inverse, Marion Legros explique que ses collègues «les plus politisés» préfèrent parler, comme une partie des militants écologistes, d'«éco-colère»: «Ce sont des sujets sur lesquels on alerte depuis longtemps et rien n'est fait.»

P.M.

---

14

EMPRESSO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Libé.fr

Mégaferme à saumons en Gironde : «Deux à treize fois plus de carbone qu'un système classique»

Yvan Savy, directeur général de l'association Compassion in World Farming France, alerte sur les conséquences environnementales délétères de l'installation d'une ferme à saumons au Verdon-sur-Mer. La préfecture a donné mardi son feu vert au projet, qui doit produire 10 000 tonnes de poissons et créer 250 emplois. Notre interview sur Libé.fr. PHOTO RODOLPHE ESCHER

Affaire «Jean Pormanove» : les streamers Naruto et Safine condamnés

Owen Cenazandotti et Safine Hamadi ont écopé mercredi de prison avec sursis pour les violences volontaires commises dans leurs lives ultraviolents, pendant lesquels Raphaël Graven est mort en direct en août 2025.

Par MATHILDE ROCHE

«J'ai compris pourquoi il y a autant de journalistes, il y a un gros délibéré avant nous!» glisse une avocate à sa cliente en la rejoignant sur un banc de la salle. Le petit hall du tribunal correctionnel de Nice grouillait de caméras mercredi, pour capturer l'issue du procès des streamers «Naruto» et «Safine», à la suite de l'affaire surmédiatisée entourant la mort de Raphaël Graven dit «Jean Pormanove» diffusée en direct l'été dernier.

Déjà divisés lors de la première audience, un mois plus tôt, la situation a empiré entre Owen Cenazandotti et Safine Hamadi. Le premier est venu accompagné de sa bande : une quinzaine de jeunes hommes composant le noyau dur du «lokal», la communauté d'amis et de fans de leur chaîne de streaming, du temps de leur émission quotidienne. La même bande qui s'est violemment retournée contre le second pour ses déclarations durant le procès, au point d'empêcher sa venue mercredi, d'après son conseil.

«Depuis la clôture des débats, Safine fait l'objet de menaces et d'une terrible campagne de cyberharcèlement menée par

ceux qui auraient souhaité le voir se taire, explique par téléphone son avocat, Tom Michel, lui-même retenu à l'étranger. Nous sommes en train de finaliser une plainte et dans ce contexte, mon client a préféré ne pas s'exposer davantage.» Le conseil se dit néanmoins «très satisfait» de constater une différence dans les peines prononcées contre les deux prévenus. Si la cour a condamné les deux streamers à de l'emprisonnement avec sursis, Owen Cenazandotti a pris deux ans et 15 000 euros d'amende, contre dix-huit mois pour Safine Hamadi, avec 5 000 euros d'amende. Ils sont condamnés pour les violences volontaires sur leurs deux autres acolytes, Raphaël Graven et Stéphane G. alias Coudoux – décrit par les juges comme «une personne vulnérable» – et pour les tirs de paintball sur de jeunes fans mineurs invités dans leur émission.

«Système». Les juges les ont aussi déclarés coupables de provocation à la haine en raison du handicap et de l'orientation sexuelle, pour l'emploi régulier d'insultes validistes et homophobes. Les prévenus ont cependant été relaxés pour les accusations d'abus de faiblesse et de diffusion des images.

«Prendre deux ans de sursis dans une affaire sans blessures, sans victimes, sans plaignants, c'est du jamais-vu, a réagi immédiatement Fabien Carles, conseil d'Owen Cenazandotti, aux micros de la presse. Mon client est extrêmement déçu de se voir jugé comme un criminel et reconnu coupable de violences, qui plus est sur son ancien meilleur ami.» Ils se réservent ainsi le droit d'interjeter

appel de cette décision «dénuée d'affect», bien que la peine soit finalement moins élevée que ce qui était demandé dans les réquisitions. Le 7 juillet, après dix heures d'audience et une courte nuit de sommeil pour tous les protagonistes de «l'affaire Pormanove», la question de la procureure Maud Marty avait résonné dans la petite salle du palais de justice de Nice : «Peut-on, dans un Etat de droit, acheter le droit d'humilier quelqu'un, ou louer sa dignité pour quelques milliers d'euros?» Une interrogation au cœur d'un réquisitoire intransigeant au bout duquel, sans grande surprise, la magistrate avait appelé le tribunal à juger coupables les deux coanimateurs d'émissions de «trash

streaming», de tous les chefs d'accusation pour lesquels ils comparaissaient. Coupables des nombreuses violences volontaires, des insultes, moqueries, claques et coups mis en scène pour attirer toujours plus de spectateurs et générer des revenus sur la plateforme Kick.

En somme, coupables d'avoir mis en place un «système» pour capitaliser sur cet étalage numérique de maltraitances – même en partie simulées ou consenties. Jusqu'au drame, celui qui a tout déclenché : l'arrêt cardiaque de leur acolyte Raphaël Graven après douze jours consécutifs à filmer ce type de contenu.

Comme il fallait s'y attendre vu le retentissement médiatique de cette affaire, le sort de celui surnommé «JP» avait été le fil rouge du procès, au grand dam des avocats de la défense qui espéraient concentrer les débats sur les seules infractions re-

Owen Cenazandotti alias «Naruto» au tribunal de Nice, le 6 juillet.

Safine Hamadi, le même jour. PHOTOS VALÉRIE HACHE AFP

tenues. Dans ses réquisitions, Maud Marty avait déjà réclamé des peines différentes pour les deux accusés. Pour Owen Cenazandotti, vu «son rôle central, en tant que principal organisateur et percepteur des revenus du système», trente mois de prison dont un an ferme à domicile avec bracelet électronique, avec une exécution provisoire et une amende de 30 000 euros.

Pour Safine Hamadi, dix-huit mois d'emprisonnement avec sursis probatoire et 15 000 euros d'amende, justifiés par son implication moindre, «sa prise de conscience et sa volonté de faire amende honorable». La ma-

gistrate avait insisté sur la nécessité d'appréhender ce dossier comme un de ceux «qui interrogent les limites de la société».

Bannissement. «Je crois que madame la procureure se trompe quand elle dit que vous devez juger un système. Vous devez juger des faits et des hommes», avait plaidé, à l'inverse, Tom Michel, conseil de Safine, qu'il estimait «responsable de ses actes mais pas de plus». Quand Fabien Carles, avocat de Naruto, avait, lui, tout misé sur la minimisation des actes de son client, un «homme de spectacle, dont il faut reconnaître la dimension créative

pour imaginer une nouvelle performance de trois heures tous les soirs, même si c'est parfois borderline, pas toujours intelligent ou pas toujours maîtrisé».

Un argument qui n'aura pas convaincu les juges de lui épargner un bannissement numérique : les deux prévenus sont interdits de réseaux sociaux durant les six prochains mois. Si Hamadi, très clair sur son intention de disparaître à jamais d'Internet, n'a que faire de cette peine complémentaire, Cenazandotti va compter les jours. Par le biais de son avocat, le Niçois s'est dit pressé de reprendre son activité sur les plateformes.

---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15

Libé.fr

Un drone chargé d'un engin explosif découvert à l'aéroport de Leipzig

Le trafic aérien a été interrompu pendant deux heures dans ce hub militaire utilisé par l'armée allemande et pour le fret en direction de l'Ukraine. Le gouvernement allemand dénonçait mercredi un «événement de sécurité très grave». Un article à lire sur Libé.fr PHOTO AFP

Pourquoi l'Ukraine n'a pas et n'aura pas assez de missiles antibalistiques

L'Ukraine alertait depuis plusieurs mois: faute de munitions, elle n'allait bientôt plus être capable d'arrêter les missiles balistiques russes, monstres de 4 tonnes qui s'écrasent sur leur cible à 7000 km/h, chargés de 480 à 700 kg d'explosifs. Dans la nuit de mardi à mercredi, 24 d'entre eux se sont abattus sur une gare, des centres de tri, des entrepôts commerciaux et des sites industriels de Kyiv et sa région. Au moins 17 personnes sont mortes et 44 blessées.

Comment arrête-t-on un missile balistique? Le seul moyen de stopper ces engins est d'envoyer un missile de défense aérienne, comme on arrêtera une balle de revolver en la frappant avec une autre. Pour cela, il faut un système de radar, de commandement et de tir très sophistiqué. Au contraire des missiles balistiques, qui foncent vers l'espace avec une trajectoire en cloche aisée à calculer, les Iskander russes sont dits «quasi balistiques». D'une portée de 50 à 500 km, ils volent haut dans l'atmosphère, ce qui leur permet de

surfer sur les couches d'air et de ne pas se trouver là où on les attend. «L'intercepteur doit donc avoir une capacité de rattrapage. Cela demande des systèmes d'armes très complexes, comme le Patriot ou le SAMP/T franco-italien, précise Etienne Marcuz, chercheur associé à la Fondation pour la recherche stratégique. Sans eux, les Iskander, qui emportent dix fois plus d'explosifs qu'un drone de type Shahed, sont invulnérables.»

Pourquoi Kyiv n'a plus assez d'intercepteurs? Les stocks mondiaux de missiles antibalistiques sont au plus bas. En premier lieu ceux des Patriot, siphonnés par la guerre lancée par les Etats-Unis et Israël contre l'Iran le 28 février. Selon les analystes américains, le Pentagone aurait tiré plus de 1200 Patriot depuis le début de l'année, et en aurait moins d'un millier en stock. Or, seuls 20 seraient livrés par le constructeur chaque mois, un chiffre ridicule au regard de la cadence russe, sachant qu'il faut en général tirer deux intercepteurs pour chaque interception, et que

le coût de chacun d'eux est estimé à 3,5 millions d'euros. Contrairement à la Russie, l'industrie occidentale n'a pas basculé sur un rythme de production de guerre.

L'Ukraine peut-elle les fabriquer?

Pour sa survie, l'Ukraine cherche à réduire sa dépendance à ses alliés. Lors du sommet de l'Otan, en juillet, Donald Trump a promis à Volodymyr Zelensky de l'autoriser à produire des Patriot sous licence, comme l'Allemagne et le Japon. Kyiv, dont l'industrie de défense est en plein essor, avait commencé à négocier avec Mitsubishi pour bénéficier de son expertise. Mais Trump est revenu sur sa décision ces derniers jours. «Le Patriot est un système de haute technologie, or l'Ukraine est un pays en guerre, où beaucoup d'agents travaillent pour le renseignement russe. Je peux comprendre les réticences à fournir le manuel de fabrication», souligne Etienne Marcuz. Parallèlement, l'industrie ukrainienne développe, avec des Européens, son propre projet d'intercepteur, nommé

Freyja. Mais il pourrait prendre plusieurs années.

Comment l'Ukraine peut se protéger?

La Russie a tiré 126 missiles balistiques en juillet (contre 200 à 300 sur tout 2024), souvent couplés à des missiles hypersoniques Kinjal et des drones, pour saturer les défenses adverses. Ce qui a poussé Emmanuel Macron, mercredi, à qualifier d'«inacceptable» la «politique de terreur» russe. De plus, Moscou a recommencé la semaine dernière à envoyer des missiles balistiques KN-23 nord-coréens, et Pyongyang serait en train de déployer une unité balistique chez son allié russe. Selon Etienne Marcuz, pour qui il «n'y a pas de solution miracle» pour l'approvisionnement à court terme, la meilleure solution est «l'attaque des lanceurs et des usines de fabrication». Ce à quoi Kyiv s'emploie activement depuis février, frappant avec succès plusieurs sites industriels, parfois situés à 1400 km à l'intérieur du territoire russe.

LAURENCE

DEFANNOUX

A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fr.

Etats-Unis Victoire de l'aile gauche des démocrates à la primaire du Michigan

Parmi les quatre primaires ouvertes par le parti démocrate, mardi, celle du Michigan – où se décidait le nom du prochain candidat au Sénat en novembre – captait l'attention des stratégies politiques du pays. Proche de Bernie Sanders et Zohran Mamdani, Abdul El-Sayed l'a finalement emporté face à Haley Stevens, une modérée réputée parfaitement éligible par l'establishment démocrate. L'issue du scrutin annonce un chambardement politique équivalent à un chaos tectonique en mesure

de remettre en cause la stratégie de reconquête du Sénat, dominé, pour l'instant, de six sièges par les Républicains. Il confirme surtout le nouveau pouvoir de la gauche démocrate sur l'échiquier américain. Ph.C. (à New York)

A lire en intégralité sur Libé.fr

Royaume-Uni A Londres, quatre hommes poignardés, une femme arrêtée

Une femme a été arrêtée à Londres, mercredi, après que quatre personnes ont été poignardées à Covent Garden, a rapporté la police londonienne, qui a évoqué des «problèmes de santé mentale». Les quatre victimes – âgées de 34, 39, 42 et 52 ans – ont été retrouvées avec des blessures par arme blanche, a confirmé un porte-parole des forces de l'ordre, qui précise avoir été appelé à la suite de signalements. Agée de 47 ans, la suspecte est soupçonnée d'agression et de possession d'arme offensive, a indiqué Sky News. Les victimes ont été prises en charge par les services de secours, selon un porte-parole du service londonien d'ambulances, et ont été emmenées à l'hôpital. Deux des hommes sont traités pour des blessures «qui ne mettent pas leur vie en danger», et les deux autres ont pu rentrer chez eux, a précisé la police. (avec AFP)

15%

C'est l'augmentation du nombre de places en internat de médecine pour la promotion 2026 annoncée par le ministère de la Santé mercredi. Une «progression historique», vante un communiqué, avec 10 260 postes ouverts contre 8 919 en 2025, qui s'appliquera dès novembre. 40 % du total des postes sera consacré à la médecine générale (+13%). Tandis que d'autres spécialités voient leurs effectifs progresser: la dermatologie (+25 %), mais aussi la pédiatrie, la gynécologie-obstétrique, la médecine d'urgence, la gériatrie, la médecine cardiovasculaire et la psychiatrie (environ +20 %). (avec AFP)

Tour de France: le jaune s'éloigne pour Pauline Ferrand-Prévot

La tenante du titre, Pauline Ferrand-Prévot, a dit adieu à ses rêves de doublé sur le Tour dans le col de Durbize (Beaujolais), à une trentaine de kilomètres de l'arrivée de la 5e étape, mercredi. La pente n'avait pourtant rien d'effrayant (3,7 kilomètres à 5,8 %), mais le tempo imprimé par la Néerlandaise Demi Vollering, grande vainqueure du jour, était de trop pour «PFP» et ses moyens du moment. Déjà en difficulté la veille sur le contre-la-montre de Dijon, la Française de 34 ans pointe à cinq minutes de la Suisse Marlen Reusser, leader du classement général. Un débours qu'elle ne pourra refaire lors de l'étape du Mont Ventoux, vendredi.

PHOTO NICOLAS TUCAT AFP

---

16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IDÉES

LA MAISON, UNE IDÉE NEUVE ?

Longtemps délaissée comme objet de pensée, la maison occupe une place centrale dans nos existences. Chérie, hantée, perdue, fantasmée, elle est une membrane qui tantôt nous protège, tantôt nous enferme, elle est traversée par les enjeux de l'époque et souvent les matérialise. C'est pourquoi, cet été, Libération a invité des philosophes, écrivains, anthropologues... à examiner le sujet sous divers angles.

La maison mère

Cuisine maudite et sacrée, salon tarologique... L'écrivain raconte sa mère à travers l'appartement fétiche qu'ils ont partagé dans les années 80, rue de Quatrefages dans le Ve arrondissement de Paris.

Ma mère est morte il y a un mois. J'ai vécu avec elle dans deux maisons, deux appartements plutôt, puisque nous sommes parisiens. Elle-même a connu des mondes où je n'existais pas, l'appartement de son enfance par exemple, ou lorsqu'elle vivait avec mon père aux Antilles dans les années 60. Elle m'a donné le goût des lieux, de l'habitat ; mère et maison commencent par la même lettre. J'en ai fait un livre, Intérieur, que j'aime comme les gens qui aiment l'endroit où ils vivent, sans orgueil déplacé, avec une innocence paisible.

Je referai Intérieur dans vingt ans, je décrirai une maison que je n'habite pas encore. A part dans les sociétés traditionnelles, qui sont casanières, il est rare d'avoir connu une seule cabane dans sa vie. Lars von Trier, je crois, a racheté la maison dans laquelle il avait passé son enfance. Il faudrait que j'aie au moins deux prix Nobel pour pouvoir faire la même chose ; je ne goûte pas de ce pain-là et, de toute façon, je ne reviendrai pas dans le XVIe arrondissement, sauf si je deviens fou.

Ma mère et moi, nous avons déménagé lorsque j'avais 15 ans, l'été 1980, dans un rez-de-chaussée près du Jardin des plantes, rue de Quatrefages. J'y suis resté neuf ans, nous étions une sorte de couple, unis entre autres par cet appartement et ce quartier qu'elle adorait ; après Auteuil, le Ve arrondissement, c'était la libération : plus de bourgeois ternes, plus de sentiment de bout du monde, plus de maire élu au premier tour à 80 %, nous étions, cette fois, au cœur des choses. En 1980, la ville de Paris était encore marquée par les différences de classe et de style.

Le style de ma mère, c'était le style rive gauche-intello-baba-cool-féministe-oriental ; ce n'est pas le mien, mais celui dans lequel j'ai baigné adolescent et que j'ai, par la suite, quitté. Ce rez-de-chaussée avait été un cabaret autrefois, il comportait une double cave voûtée qui avait séduit ma mère parce que la destination première du lieu n'était pas d'habitation. En fait, toute la maison était un havre au cœur de cette partie du Ve, la moins connue et partant la plus charmante, bordée par les Arènes de Lutèce, la mosquée, le Jardin des plantes et la présence fantôme de Georges Perec qui avait déménagé 200 mètres plus loin, rue Linné, avant de mourir.

L'appartement fétiche de ma mère, «Quatrefages», où elle devait vivre une seconde vie professionnelle qu'elle s'était choisie, était bien caché : on entrait dans la cour de l'immeuble donnant sur un jardin surélevé calme et frais, une verdure aimable comme un cloître. Ma mère était écologiste avant l'heure (j'aurais pu écrire

«écolo», mais j'aurais entendu sa voix, et puis je n'aime pas les mots tronqués), elle avait voté René Dumont en 1974 ; moi, j'étais pour Bertrand Renouvin, royaliste de gauche, mais je n'avais alors que 9 ans. Le terrain sur lequel s'élève ce quartier était celui d'une célèbre prison du XIXe siècle, Sainte-Pélagie, qui était au départ une prison pour femmes, puis où furent internés entre autres Nerval, Courbet (Autoportrait à Sainte-Pélagie) et le chansonnier Béranger.

COMME UNE PHOTO D'ÉPOQUE SÉPIA

Il est bon de connaître l'histoire du site où l'on vit. On entrait dans une très petite pièce d'où partait la salle de bains-toilettes que ma mère avait conçue comme une cabine de bateau tout en bois. Sur la tablette au-dessus du lavabo, elle avait disposé dix statuettes africaines, dites pierres de Mbigou, qu'elle avait rapportées du Gabon. Puis on pénétrait dans le salon, la plus grande pièce, qui distribuait les autres, sa chambre et la mienne, et d'où descendait un escalier menant aux caves aménagées. C'était assez sombre, comme une photo d'époque sépia. La cuisine était sans fenêtres, ce qui était bizarre. Ma mère (je ne dis pas «maman» comme tous ceux qui parlaient d'elle sans la connaître, je suis obligé de corriger à chaque fois, notamment à l'Ehpad : «Vous voulez dire ma mère ?» ça crée une gêne passagère qui n'est suivie d'aucun correctif) aimait sa cuisine plus que la cuisine. Puisque toute maison est un cerveau donc un inconscient, j'interprète cette absence de fenêtres comme la relation ambiguë que ma mère entretenait avec l'idée de faire la cuisine.

Ma mère cuisinait mal, et comme mon père a mangé toute sa vie dans les restaurants qu'il tentait de gérer, je n'ai eu aucune éducation culinaire. Ce sont les femmes que j'ai aimées qui m'ont ouvert à l'importance de l'assiette, chacune dans son genre : orientale-chic, faïence-familiale, biodégradable. Pour ma mère, la cuisine était un espace à la fois maudit et sacré, comme si cette pièce représentait la sanction possible du destin de la Femme.

Le féminisme de ma mère s'est d'abord construit contre l'assignation de la femme à la tambouille – d'où son dédain du temps que cette dernière exige, d'où la médiocre qualité de ladite tambouille, d'où la cuisine fermée sur elle-même. Comme toute idéologie, le féminisme est ambigu : il peut mépriser la cuisine en tant qu'activité aliénée (attitude devenue rare) ou au contraire revaloriser le féminin dans la façon de faire. Le féminisme première manière, années 70, a eu un allié de poids, le modernisme alimentaire de la

Le style de ma mère, c'était le style rive

société industrielle qui mit dans l'assiette de millions d'enfants de ma génération les raviolis en boîte, le maïs en boîte, la crème chocolat en boîte.

UNE BONNE CRÉATRICE D'ATMOSPHÈRE

Passons au salon, grande pièce en rez-de-chaussée dont les deux fenêtres donnent sur la calme rue de la mosquée. Les murs sont blancs, la moquette est marron glacé, les rideaux sont en toile de jute blanche ; un sofa au tissu indien (et coussins assortis) s'adosse aux poutres apparentes qui marquent l'accès au sous-sol, où nous descendrons plus tard. Un réseau de plantes vertes encadre une commode Louis-Philippe sur laquelle repose un bouddha ; ce mixte d'orientalisme et de bourgeoisie m'amuse, que rehausse un tableau fin XIXe qui représente, en abyme, un intérieur avec vue en enfilade sur un salon, comme un Pieter de

Par THOMAS CLERC

Ecrivain

---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17

gauche-intello-baba-cool-féministe-oriental. PHOTO LAURIE SIMMONS

Hooch, mais peint en style post-impressionniste.

Ma mère était une bonne créatrice d'atmosphère; comme tout le monde elle avait un second métier, génie de son home. Elle se «réalisait» (je n'aime pas ce mot, mais je l'utilise, car pour ma mère tout le monde devait s'émanciper) dans la création d'une ambiance personnelle davantage que dans la cuisine, ainsi que nous l'avons vu, car pour elle (et je partage ce point de vue) la durée d'une ambiance est supérieure à celle d'un repas. C'est dans ce salon qu'elle donna pendant vingt ans ses cours de tarot de Marseille, qui la firent vivre et la passionnèrent. La psychanalyse ayant moins d'adeptes que le maniement des cartes, la demande tarologique est grande.

Ma mère était une disciple d'Alejandro Jodorowsky qui a le même âge qu'elle, ils sont nés en 1929 tous les deux; Jodorowsky, «Jodo» pour les intimes, est encore de ce

monde; je ne sais pas s'il a su pour ma mère. De ma chambre, qui donnait à droite du salon, je pouvais entendre les élèves de tarot de ma mère s'installer autour du pilier qui soutenait la pièce au centre, et dont

Le féminisme de ma mère s'est d'abord construit contre l'assignation de la femme à la tambouille d'où son dédain du temps que cette dernière exige, d'où la médiocre qualité de ladite tambouille, d'où la cuisine fermée sur elle-même.

le symbolisme me paraît évident: aider les autres grâce au tarot, telle était la voie qu'avait trouvée ma mère, où se conjuguaient ses penchants idéalistes, sa soif de pédagogie, son optimisme foncier et son goût pour un certain rationalisme non standard, car, en dépit des apparences, elle ne considérait pas du tout le tarot comme une pratique occulte, mais comme un instrument de libération psychologique où le patient, guidé par ses soins, s'essayait à une sorte d'autoanalyse.

Même si les portes en bois de chêne protégeaient le secret professionnel, je sortais quand ma mère accueillait ses élèves. Sinon, je restais dans ma chambre à faire ce que faisait un adolescent d'autrefois, lire, écrire, écouter du rock sur une platine Technics que j'ai conservée, regarder par la fenêtre les gens passer et dire «ça a l'air joli ici», ou bien rêver.

Les murs de ma petite cellule blanche étaient tapissés de photos de mes héros

(Bowie) et de mes héroïnes (Blondie), découpées dans la presse d'alors, de cartes postales d'écrivains (Flaubert, Poe) ou d'affiches de films de genre, Mon nom est Personne, Un meurtre est un meurtre, Phase IV. J'ai toujours été sensible aux chambres où se manifeste, à travers ses objets de culte, la religion personnelle d'un être.

Celle de ma mère, qui se trouvait en face de la mienne, de l'autre côté du salon, en était l'écho: il y avait un tréteau de bois blanc, des étagères en pin dites Bruynzeel où «Barbara» rangeait ses innombrables dossiers «tarots» ou «massages», autre activité qu'elle exerçait «à la cave», endroit fantasmatique dont j'ai tiré la matière première d'un livre. Je n'entrais pas souvent dans sa chambre parce que la chambre de la mère est nécessairement un lieu saint où l'on pénètre comme le cambrioleur.

LE MÊME DÉSIR DE BASE D'AVOIR UN CHEZ-SOI

Dans mon exposition «Autoportrait» à l'Institut mé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 Imec (1), je montre une archive étonnante, la liste des livres dérobés au domicile de Francis Lacassin. Ma mère avait une bibliothèque dans sa chambre, car elle avait le culte des volumes, qu'elle m'a transmis et qu'à mon tour j'essaie de transmettre à des personnes plus jeunes que moi, qui sont hélas devenues sceptiques, une façon de penser que je déteste dans presque tous les domaines. Les rayons de ma mère se déclinaient en spiritualité, féminisme, philosophie.

Cette sainte trinité n'est pas la mienne, mais je constate que tous les livres qu'elle lisait sont devenus des livres à la mode. Quand elle a dû partir pour la maison de retraite («Ehpad» en novlangue ou établissement à haute probabilité accélérée de déclin), j'ai fait une sélection des livres que j'allais garder en souvenir d'elle. Curieusement, il n'y avait pas Une chambre à soi, de Virginia Woolf, qui est comme chacun sait, l'une des bibles du féminisme, mais qui est aussi, on le dit moins, une apologie de la propriété.

Virginia Woolf, comme ma mère, comme moi et comme tout le monde finalement, partageons le même désir de base d'avoir un chez-soi. Très rares sont ceusses qui s'en moquent (Jean Genet par exemple, qui vécut toute sa vie à l'hôtel, mais qui fit construire pour Mohamed el-Katrani, son dernier amour, une maison au Maroc). Woolf a dit que les femmes devaient avoir un lieu à elles, mais elle a suggéré plus radicalement que l'être dépendait de l'avoir, une thèse à la fois conservatrice et révolutionnaire. Je suis retourné récemment voir le 5, de la rue de Quatrefages, la maison de ma mère où nous avons passé ma jeunesse et son âge mûr. Les nouveaux acquéreurs en ont fait un Airbnb.

(1) Exposition «Autoportrait», à Imec, abbaye d'Ardenne, à Saint-Germain-la-Blanche-Herbe (Calvados). Jusqu'au 29 novembre.

---

18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Butor hommage. Le 14 septembre, l'auteur de la Modification, mort en 2016, aurait eu 100 ans. Ça ne passe pas inaperçu : colloque à la Sorbonne (15 et 16 octobre), exposition au musée d'Histoire de la médecine (du 19 octobre au 3 février), lecture à la Maison de la poésie (le 14 septembre plé). Et des rééditions, de Passage de Milan (Minuit) à Essais sur les essais (Guilimard) en passant par Improvisations sur Michel Butor (le Canoe). PHOTO J. SASSER, GALLIMARD

LUIREGA

Cet été, «Libé» visite de lieux d'accueil pour les métiers de l'écriture en France et ailleurs. Aujourd'hui, dans l'ancien Hôtel-Dieu où fut soigné Van Gogh, arrêt chez des passeurs de langues.

A Arles, dans le quadrilatère de l'ancien Hôtel-Dieu, des éclats de voix, des langues étrangères se font entendre. Haut lieu culturel apprécié des touristes, l'espace Van Gogh – le peintre y fut soigné pendant quelques mois en 1888-1889 après s'être coupé le lobe de l'oreille – accueille une médiathèque, une salle d'exposition, un restaurant... autour d'un beau jardin orné de tilleuls, descendants de ceux que l'on voit sur un tableau du peintre hollandais. Et en cette fin juillet, en pleine Rencontres photographiques, trois expositions attirent touristes et visiteurs, dont celle de la New-Yorkaise Martine Barrat. Mais derrière les hauts murs percés de petites fenêtres, d'autres langues bruissent (letton, roumain, serbe, arabe, anglais, allemand...) dans le silence du travail en solitaire des résidents du CITL (Collège international des traducteurs littéraires). Avec la photo, la traduction est l'autre grand trait de l'identité culturelle de la ville des Bouches-du-Rhône. Depuis quatre décennies, des assises dédiées à cet art s'y tiennent chaque année. Résidences, rencontres, ateliers, concours lycéen... un écheveau d'actions renvoie toutes à la même structure, baptisée Atlas (Association pour la promotion de la traduction littéraire), animée par une équipe de huit membres permanents et financée notamment par le Centre national du livre, la Drac et la région.

Algorithmes. Sous les arcades du jardin, une porte de couleur bleue de forme arrondie attire. «Sonnez, on viendra vous ouvrir», est-il indiqué. Alors que l'agitation touristique est à son comble tout autour, l'invitation fait tout de suite penser à Alice au pays des merveilles et sa petite entrée qui après le tunnel et le lapin mène à un jardin de rêve. Plus tard, on lira en introduction au rapport d'activité 2025 de l'association Atlas ces phrases qui font écho et tentent de repousser le nuage noir de la traduction par algorithmes génératifs: «La traduction est un art du dialogue, une expérience concrète de l'écart, de l'esprit critique et du questionnement, la traduction est cette discipline créa-

Jardin de l'Espace Van Gogh où se trouve le CITL d'Arles. PHOTO THOMAS MELOGRANA, MONTAGE LIBÉ

Arles, tradition traduction

tive qui célèbre l'écoute active. Elle est cet étrange monde du milieu – un peu magique et que chacun peut comprendre pourvu d'y poser le pied – où l'on est traversé par la voix de l'autre tout en exprimant la sienne.

Pour l'heure le lapin est plutôt un chien, un animal des Antilles appelé Yoshi. Il est un habitué des lieux, et c'est sa maîtresse, membre de l'équipe d'Atlas, qui nous introduit dans les étages du CITL et du siège de l'association. Au premier se tiennent les

bureaux administratifs et une grande bibliothèque ouverte aux résidents 24 heures sur 24. Au cas où une question les tarauderait en pleine nuit, des manuels de traductologie et de nombreux lexiques les

attendent, parfois très pointus, comme celui sur les boissons gazeuses ou le Larousse des trains. L'immense pièce au haut plafond est l'ancienne salle commune de l'Hôtel-Dieu. Est-ce pour invoquer les spectres des religieuses en longues robes d'infirmière et les mala-

des du XIXe siècle que l'un des traducteurs résidents aimait y aller la nuit et s'étendre sur le sol? Au second étage, l'espace dédié aux «invités», s'étend sur une surface de 700 mètres carrés. L'année dernière quelque 200 résidents y ont séjourné pendant une durée d'une semaine à trois mois (condition : traduire depuis ou vers le français). Ce pourrait être une colocation idéale. De part et d'autre d'un long couloir avec au fond une salle de sport, dix chambres climatisées se répartissent. La plupart sont conçues de la même manière : un espace travail

quasi monacal, une petite salle d'eau, et une mezzanine avec lit double. Auparavant on aura traversé une sorte de loft, avec salon, cuisine américaine, salle à manger, le tout donnant sur une jolie terrasse bien ventilée. Partout des affiches récapitulent les règles du bien vivre en communauté. Les frigos et placards, où les résidents ont chacun leurs emplacements dédiés, sont remplis de nourriture. Quand on part on laisse ce qui reste dans une réserve antigasp. Régulièrement les résidents font des repas communs sur la terrasse, comme il y a peu pour un anniversaire de 60 ans.

Exploration. En cette fin de matinée, cinq traducteurs sont réunis sur la terrasse, trois femmes et deux hommes. Atif Elhaj Saeed, originaire du Soudan, traduit vers l'arabe Au petit bonheur la brousse, du Suisse francophone d'origine tchadienne Nétonon Noël Ndjékery et l'Espagnole Joanna Carro travaille sur Ici commence la nuit d'Alain Gairaudie. Iris-Aléa Reinald, Française d'origine roumaine, a bénéficié quant à elle, d'une bourse dite d'exploration, pour rechercher en Roumanie de nouveaux auteurs, et traduit actuellement des extraits de textes de la poète Angela Marinescu. Le Serbe Goran Lakicevic-Kostrovic, l'«anniversaire» mentionné plus haut, se consacre, après Londres, à Entretien avec le professeur Y de Céline. Agnese Kasaparova, elle, donne une version lettone de la Trahison d'Einstein d'Eric-Emmanuel Schmitt. Tous mettent en avant l'opportunité de la résidence pour s'arracher au quotidien, se concentrer sur le travail et discuter des problématiques rencontrées et de références culturelles.

Malgré la joie d'être là, ils déballent aussi leurs inquiétudes. Le travail est mal payé et les bourses, qui accompagnent près de la moitié des résidences (chiffres de 2025), sont bienvenues. «En Serbie, pour vivre, il faudrait traduire douze romans par an. C'est impossible, la réalité c'est trois ou quatre», note Goran Lakicevic-Kostrovic, par ailleurs éditeur. L'IA met encore plus en péril le métier. La préoccupation se lit partout, notamment à la bibliothèque où des encarts colorés rappellent : «Ici on traduit avec l'esprit» ou avec «les tripes» ou encore «avec le cœur». Ils sont signés par le collectif En chair et en os. Le 30 septembre, un appel à la grève d'un jour a été lancé, avec le Stef (syndicat des traducteurs de l'édition en France) et le collectif IA-lerte générale. Une bonne résolution de rentrée.

FRÉDÉRIQUE FANCHETTE

Envoyée spéciale à Arles

---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19

Mais qui est Thomas Clerc? Jusqu'au 29 novembre, Thomas Clerc expose son «Autoportrait» à l'ence (Institut Mémoires de l'édition contemporaine), à l'abbaye d'Ardenne, près de Caen (Calvados). Il se demande «Qui suis-je?» en méhlisant Montaigne, Colette, Sarah Nefman, Alain Robbe-Grillet et Edouard Lévé (photo). Une fois par mois, il est sur place. Un photomaton est présent pour que les visiteurs fassent aussi leur autoportrait en partant. PHOTO MICHAEL QUEMENIER, ARCHIVES ÉDOGARD LÉVÉ, IMEC

De Celan à Darwich. Du 17 au 19 septembre, peut être vingt et quatre édition, les Rencontres de Chaminadour (à Guéret, dans la Creuse) se dérouleront autour de deux poètes, le juif roumain de langue allemande Paul Celan, exécuté en 1970, et le Palestinien Mahmoud Darwich (photo), mort en 2008. Seront présents, entre autres, Adonis, Sylvie Germain, Elias Samban-Simone Baton, Pierre Michon, Houria Abdelouahed, Emmanuel Mozes. PHOTO DE

Retour de bâton pour le maréchal Bugeaud

Il participa à la conquête de l'Algérie sous Louis-Philippe. Colette Zytnicki retrace la carrière d'un homme déboulonné aujourd'hui et déjà contesté en son temps à la suite de tueries.

Il fut un temps où l'on fré-donnait fièrement la Casquette du père Bugeaud. Aujourd'hui, on débaptise les lieux qui portent le nom du maréchal rendu célèbre par la conquête de l'Algérie (à Paris, l'avenue Bugeaud a disparu il y a deux ans). Les temps ont bien changé. Le vieux héros est devenu un salaud. On connaît la principale pièce à charge du dossier contre lui: les enfumades commises le 11 juin 1844 sur la tribu des Sbèbas puis, un an plus tard, sur la tribu des Ouled Riahs. Les premières avaient été ordonnées par le colonel Cavaignac, les secondes par le colonel Pélissier. Tous deux étaient sous les ordres de Bugeaud. A Pélissier, le maréchal avait même écrit, une semaine avant les événements: «Si ces grodins se retirent dans leurs cavernes, imitez Cavaignac aux Sbèbas; fumez-les à outrance comme des renards.» Ce qui fut fait: les troupes

bouchèrent l'entrée d'une grotte près de Nekmaria, dans le massif du Dahra, avec des broussailles auxquelles ils mirent le feu, asphyxiant plusieurs centaines d'hommes, de femmes et d'enfants. Un soldat français témoigne: «Les grottes sont immenses; on a compté hier sept cent soixante cadavres.» A partir d'une grande masse d'archives, Colette Zytnicki retrace la carrière de celui qui incarne aujourd'hui la «guerre totale» conduite sous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pour «soumettre» les Algériens. Elle rappelle comment celui-ci, également passionné par les questions agricoles, fit sienne la devise ense et aotro («par le glaive et par la charrue»), rêvant de coloniser l'Algérie par la terreur militaire et une politique de grands travaux agricoles. Ce faisant, elle montre que la vie de Bugeaud ne correspond pas exactement à sa légende (au-

tant celle, dorée, qui l'entourait autrefois que la noire d'aujourd'hui). D'abord, parce que Bugeaud fut très critiqué dès son époque. Les enfumades du Dahra, en particulier, défeuèrent la chronique. Parmi les pièces exhumées par Colette Zytnicki, citons cette protestation des élèves du lycée Louis-le-Grand, envoyé à François Guizot, le principal ministre de Louis-Philippe: «Quel est l'homme assez barbare pour faire mourir de sang-froid des vieillards, des femmes et des enfants sans défense, des hommes même. Non, Monsieur le Maréchal, l'humanité souffre en voyant le Français faire périr d'une manière aussi atroce son ennemi vaincu. Pardonnez, Monsieur le Ministre, la liberté qu'ont pris les élèves de Louis-le-Grand de vous témoigner leur indignation.» Les enfumades n'étaient donc pas la résultante d'un ne sait quel esprit du temps: ils furent nombreux à protester, comme les élèves de Louis-le-Grand, contre les méthodes de guerre de Bugeaud. De façon générale, la personnalité et l'œuvre du maréchal ont été abondamment «con-

Carte postale du village de Bugeaud en Algérie, sous la colonisation. BREGGEMAN

testées de son temps, depuis ses débuts, en tant que député et gouverneur, jusqu'à sa mort». On lui a reproché sa brutalité, sa gestion de l'Algérie, son autoritarisme. Son ministre de tutelle, le maréchal Soult, et jusqu'à Guizot et Louis-Philippe se méfiaient de son caractère imprévisible. Lui, de son côté, s'est constamment défendu, utilisant tous les moyens mis à sa disposition: correspondance aux amis et au gouvernement,

brochures, journaux. Comme l'écrit Colette Zytnicki, «on peut imaginer qu'il serait aujourd'hui une personnalité bien connue des chaînes en continu et des réseaux sociaux». Ça fait rêver. Reste qu'on lui a bien confié les clés de la conquête de l'Algérie. Pourquoi? On se pose la question tout au long de la lecture du livre. Etait-ce parce qu'il obtenait des résultats? Ou bien parce que, en dépit des critiques qui lui

étaient adressées par la droite comme par la gauche de l'époque, ou peut-être grâce à ces critiques, Bugeaud apparaissait, sous la monarchie de Juillet, comme une parfaite incarnation du «juste milieu». SYLVAIN VENAYRE

COLETTE ZYTNICKI LE CAS BUGEAUD. LES VIOLENCES DE LA CONQUÊTE COLONIALE EN ALGÉRIE Tallandier, 330 pp., 22,90 €.

Sous l'Antiquité, l'arme des ours déchaînés et du poison-miel

Adrienne Mayor expose des techniques guerrières non conventionnelles précurseuses des horreurs modernes.

Pour autant que les sources antiques permettent d'en juger, la longue campagne romaine en Asie mineure contre le roi local Mithridate, au 1er siècle avant notre ère, ne fut pas une promenade de santé. Aux combats conventionnels, les adversaires des légions ajoutèrent de déconcertants raffinements: flèches empoisonnées, bitume ardent, pluie de boules d'argiles chauffées au rouge. Dans les tunnels creusés par les Romains pour saper les fortifications, on lâcha des essaims furieux et des ours déchaînés. Sur le chemin des trou-

pes, on plaça des ruches gorgées de miel... empoisonné, les butineuses ayant fréquenté le redoutable rhododendron: diarrhées, folie et décès s'ensuivrent. Ce répertoire relève de la guerre non conventionnelle, celle qui déroge aux moyens canoniques du combat armé et aux idéologies de l'honneur. Domaine des procédés chimiques, biologiques, psychologiques, ce n'est pas l'apanage de la modernité, démontrait en 2003 un ouvrage de l'historienne américaine Adrienne Mayor, dont les éditions du Nouveau Monde ont publié au printemps une édition de poche révisée. «Nous avons tendance à considérer ces agents comme des inventions monstrueuses de la technologie moderne, en imaginant que dans l'Antiquité, la guerre était toujours juste et honorable [...] Ce livre démontre

Brutus lors du siège de Xanthus, gravure. PHOTO GETTY IMAGES

qu'il n'y a jamais eu d'époque innocente en matière de guerre biologique», écrit l'autrice. Le sous-titre «feu grégés, bombes à scorpions et cochons enflammés» donne un aperçu de l'in-

ventivité antique, qui, deux mille ans avant la Première Guerre mondiale, s'y connaissait aussi en vapeurs mortelles. Exposé de ces techniques «quitte parfois, faute de preuves archéo-

logiques, à se reposer sans excès de critique sur les récits anciens» l'ouvrage souligne aussi l'enjeu moral attaché à leur usage. Sous l'Antiquité, comme plus tard avec la chevalerie, des normes informelles définissaient la «guerre honorable», valorisant la confrontation directe et dénigrant les tactiques obliques, la mort infligée à distance ou par ruse. Vieille opposition entre Achille et Ulysse, qui n'a jamais eu raison des «mille ruses» du second: du premier homme à avoir lancé une ruche sur l'adversaire aux dronistes ukrainiens, la guerre reste le «caméléon» décrit par Clausewitz.

DOMINIQUE ALBERTINI

ADRIENNE MAYOR

LA GUERRE NON CONVENTIONNELLE DANS L'ANTIQUITÉ Éditions Nouveau Monde, 384 pp., 10,90 €.

---

20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LIVRES

DISPARITIONS

Marcel Cohen, tous comptes «Faits»

Auteur d'une œuvre attachée à la forme fragmentaire, notamment dans «Faits» et «Détails», l'écrivain est mort le 31 juillet à 88 ans. Son enfance d'orphelin juif caché sous l'Occupation marque la plupart de ses textes.

C'est parce qu'il avait tapé trop fort sur le piano que l'écrivain Marcel Cohen, mort à 88 ans le 31 juillet, échappa au sort tragique de sa famille. Ce jour d'août 1943, l'enfant de 5 ans dispensé encore d'étoile jaune avait été envoyé se promener au parc Monceau avec l'employée de maison. Au retour, la concierge de l'immeuble du boulevard des Batignolles les dissuada de monter à l'étage. La police était là, avec ordre d'arrêter tous les habitants de l'appartement. Annette emmena alors le garçon dans le village breton de Messac où vivait son mari Mathurin. Il y resta deux ans. Par chance, les voisins pensaient qu'il était un fils né hors mariage, et les cancans se repaissant de cette supposition protègrent le trio d'autres soupçons en un temps où cacher des Juifs menait à la déportation. Dans Cinq Femmes, paru en 2023, Marcel Cohen, auteur d'une œuvre traduite en une dizaine de langues,

rendait hommage à sa bienfaitrice, Anne-Marie Françoise Voland (Annette), morte en 1952. D'autres femmes prirent ensuite le relais, donnant un cadre affectif puis intellectuel au rescapé, privé de ses parents et de sa sœur, emportés par les convois 59 (2 septembre 1943) et 63 (17 décembre de la même année, la réglementation exigeant qu'on attende que le bébé ait 6 mois), assassinés à Auschwitz. Depuis le camp de Drancy, la mère, Marie Cohen, avait pu envoyer une lettre: «Dites à Annette qu'elle me le garde comme un fils.»

«Patineur». Cette enfance affleure dans les livres de Marcel Cohen dans la forme même. Après avoir exploré le roman, notamment dans Galpa, ressorti en 2021 sous le titre Villes, avec deux autres textes, l'écrivain choisit le fragment. Dans un entretien à Libération en 2010, il affirmait: «Enfant, ma vie était très loin d'être tracée. C'est sans doute pourquoi il m'a toujours semblé que la forme brisée était la moins mensongère.» Ses titres en capitales dans la collection blanche de Gallimard sont dans la même veine, d'un laconisme parfait, Faits décliné en trois «épisodes», puis Détails en deux. Marcel Cohen jongle, puise dans des souvenirs, rend compte de choses lues, de choses vues, réfléchit, fait des inventaires. Souvent les fragments commencent par «Un homme». Peut-être est-ce lui? Peut-être non? On emboîte le pas, avec en tête une citation de Franz

Kafka mise en épigraphe: «Il court après les faits comme un patineur débutant.»

Sorti du système scolaire pendant sa vie d'enfant caché, Marcel Cohen raconte comment une voisine de la rue des Batignolles où il vivait chez sa tante après la Libération le prit sous son aile pour lui faire rattraper son retard. L'enfant, auparavant fugeur, put ainsi mener une scolarité normale dans le secondaire. Plus tard, il suit une formation dans une école de journalisme à Paris et c'est ainsi qu'on le retrouve jeune homme, sous la protection d'une autre femme, une écrivaine bourlingueuse, Gabrielle Bertrand. Elle lui transmet son goût pour les voyages en Asie. Elle-même connaît bien l'Himalaya. En 1957, Marcel Cohen part à son tour, en autostop. Son roman Galpa est nourri de ce périple, il se passe dans une ville (indienne?) autour d'un temple délabré parcouru d'une fissure à la fois physique et métaphorique. Le jeune écrivain découvre aussi les pachydermes. Un livre érudit et teinté de nostalgie rend compte de ce penchant: Tombeau de l'éléphant d'Asie (2002) aux éditions Chandeigne, réédité en 2024 sous un titre moins noir: Eloge de l'éléphant d'Asie. Mais plus que la fugue, les fissures, ce qui imprègne les livres de Marcel Cohen, c'est l'absence. Comme chez un autre enfant juif caché, Georges Perec. Cinq Femmes est la suite de Sur la scène intérieure, premier livre autobiographique, ou plutôt «autographie» de l'auteur. Publié dans

A Paris le 29 novembre 2010. PHOTO ROBERTO FRANKENBERG

la collection «L'un et l'autre» de J.-B. Pontalis – cité en préface: «L'autographie, c'est: j'écris en mon nom, mais je ne me regarde pas dans un miroir», il était basé sur des objets d'enfance retrouvés: un ours, un violon, etc.

«Dans le pétrin». Dans le volet II, l'écrivain se rappelle Messac. «L'odeur d'Annette était déconcertante elle aussi: savon noir, eau de Javel, lait bouilli, aigreur du lait caillé, bois vert qui fume, suinte et imprègne mains et vêtements.» Et plus loin: «Ma mère, elle aussi, avait une odeur reconnaissable entre toutes. [...] Ce n'était pas à proprement parler un souvenir puisque je n'en avais jamais eu conscience jusque-là. Ce parfum ressemblait plutôt à une amputation. C'était l'odeur même de l'absence. Il me semble très bien comprendre, en tout cas, les enfants immobiles et silencieux dans leur coin qu'on voit, d'un seul coup, se mettre à pleurer sans raison. Il leur manque quelque chose qu'ils ne savent pas nommer, ne prend corps que dans la solitude et ne paraît si nécessaire que parce que c'est devenu inatteignable.» Parisien, l'ancien garçon des Bati-

gnolles le reste adulte. Au-delà de cette enfance à fleur de peau, le spectacle des rues d'aujourd'hui, dans le bus, le métro, à l'hôpital, alimente ses fragments, ses réflexions sur l'univers contemporain. En 2018, Libération l'avait accompagné lors d'un trajet en RER en direction d'un lycée de Cergy (Val-d'Oise) où il devait donner une «leçon» de littérature, dans le cadre d'une opération de la région. Questionné sur ce qu'il allait dire aux élèves, il avait notamment répondu: «Il faut que je leur dise que les écrivains sont des chercheurs. Il y a un mot de Philip Roth dans une interview que je leur citerai: "La littérature m'a mis dans le pétrin, à elle de m'en sortir." C'est un peu ça: c'est en pataugeant qu'on peut s'en sortir. C'est pourquoi les écrivains ont encore quelque chose à nous apprendre: ils se jettent à l'eau et apprennent à nager.» Et aussi: «Notre destin ne nous appartient plus. Les licenciés économiques, leur destin ne leur appartient plus, qu'ils soient intelligents, beaux, jeunes, diplômés ou pas. Je ne comprends pas pourquoi les écrivains aujourd'hui parlent si peu de ce monde...»

FRÉDÉRIQUE FANCHETTE

Didier Decoin, écrivain et scénariste prolifique

Prix Goncourt en 1977, auteur d'une trentaine de romans et homme de cinéma et de télévision, il est mort à 81 ans.

Didier Decoin, mort mercredi à 81 ans des suites d'un cancer – il était né le 13 mars 1945 –, a longtemps compté dans le monde littéraire et culturel français. Son roman John l'enfer reçoit,

en 1977, le prix Goncourt et son auteur intègre l'Académie du même nom, en 1995, au couvert de Jean Cayrol dont il n'obtiendra jamais le prestige littéraire, mais avec qui il partageait le même éditeur (Le Seuil). Dès 1995, il est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e cette Académie dont il sera président à partir de 2020 jusqu'à 2024, quand sa santé le contraindra à quitter le poste. Il a été à plusieurs reprises président de la Société des gens de lettres, a dirigé la fiction de

France 2 pendant trois ans et est l'un des fondateurs de la Société civile des auteurs multimédias (Scam).

Président, il le fut aussi des Ecrivains de marine, et un de ses trois enfants indique qu'il sera enterré «face à la mer qu'il aimait tant», à Auderville, dans une commune du cap de la Hague (Manche) où il avait une maison. Il avait publié, à 20 ans, son pre-

mier roman, le Procès à l'amour, qui, indique l'AFP, «sera suivi par une trentaine d'autres».

Mais son monde était aussi le cinéma. Son père, Henri Decoin, mort en 1969, était un cinéaste réputé (les Inconnus dans la maison, la Vérité sur Bébé Donge, Razzia sur la chnouf) et Didier Decoin travailla lui-même, au fil des années, avec divers réalisateurs: Marcel Carné

(la Merveilleuse Visite), Henri Verneuil (L... comme Icare), Robert Enrico (De guerre lasse), Lucas Belvaux (38 Témoins) et Maroun Bagdadi (Hors la vie). Scénariste, cette fois-ci, pour la télévision, il a reçu le Sept d'or pour la mini-série le Comte de Monte-Cristo, version 1999. Son dernier roman Maypops, inspiré d'un fait divers américain, est paru en avril, chez Stock, avec un retentissement moindre que ceux publiés dans ses plus puissantes

années. Car, comme on aura compris, Didier Decoin fut ce qu'on appelle un personnage si influent dans les mondes littéraire, cinématographique et audiovisuel que, pour son malheur, son talent n'était pas toujours le premier élément qu'on mettait en avant quand on l'évoquait. L'AFP précise qu'il était «très croyant». Didier Decoin avait aussi publié, en 2009, chez Plon, un Dictionnaire amoureux de la Bible.

MATHIEU LINDON

---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21

Répertoire

annonces@teamedia.fr / 01 87 39 82 89 / 01 87 39 82 95

Disquaire achète au meilleur Prix

DISQUES VINYLES 33T - 45T - CD

TOUS STYLES TOUTES QUANTITES

Jazz - Pop - Rock - Musique Classique - Metal - Punk - Soul - Funk - House - World - (Afrique, Antilles, Maghreb) - Reggae - Hip Hop

Gros Stocks et Collections

Contactez-nous 07 69 90 54 24

MATERIEL AUDIO

Platines - Hi-Fi - Amplis - Cellules - Ein - des Vidéos - Consoles

Déplacement en France

avec respect des mesures sanitaires en vigueur.

Réponse très rapide PAIEMENT CASH

ANTIQUAIRE EXPERT

EN ARTS ASIATIQUES

Achète comptant

porcelaines, statues, vases, bouddhons, mobiliers, laques, paravents...

Décorations asiatiques : conseil, jode...

MAISON ALEXANDRA

06 15 02 23 98

Déplacement Paris et Province GRATUIT sous 48 heures

Vous voulez passer

une annonce à base

Vous avez été réuni à l'auteur !

Nous vous avons été réuni à l'auteur et l'on

http://petites-annonces-liberation.fr

JEUDI 6

Temps nuageux et localement orageux au sud-ouest. Temps sec avec un peu de vent au sud-est, et toujours chaud dès le matin. Temps dégagé ailleurs.

L'APRÈS-MIDI Temps estival sur les deux tiers du pays. Chaleur toujours très forte en Provence. Le temps reste couvert avec des averses au sud-ouest, surtout sur les reliefs des Pyrénées.

VENDREDI 7

Temps sec. Mistral et tramontane au sud-est. Températures minimales plus fraîches que les jours précédents, sauf au sud-est.

L'APRÈS-MIDI Soleil et chaleur sans escès sauf au sud-est. Orages d'évolution diurne sur les Alpes et les Pyrénées. En scisée, temps clair et sec. Les températures oscillent entre 19 et 30 degrés.

FRANCE	MIN	MAX	FRANCE	MIN	MAX	MONDE	MIN	MAX
Lille	15	23	Lyon	22	31	Alger	24	30
Caen	15	22	Bordeaux	18	29	Berlin	21	28
Brest	14	22	Toulouse	20	29	Bruxelles	15	24
Nantes	16	25	Montpellier	25	36	Jérusalem	20	31
Paris	17	26	Marseille	26	36	Londres	15	23
Strasbourg	21	29	Nice	25	30	Madrid	24	37
Dijon	19	30	Ajaccio	25	31	New York	23	30

est habilité pour toutes

vos

annonces légales sur les

départements

75 93 94

de 9h à 18h au

01 87 39 84 00

ou par mail

légales-libe@teamedia.fr

www.liberation.fr

113, avenue de Choisy,

75013 Paris

tel.: 01 88 47 98 80

contact@liberation.fr

Edité par la SARL

Libération

SARL au capital

de 23 241 662 €

113, avenue de Choisy,

75013 Paris

RCS Paris : 382.028.199

Principal actionnaire

Presse Indépendante SAS

Cogénantes

Amandine Baccouil-Romeu,

Sonia Delevelle-Stofper

Directrice de la publication

Sonia Delevelle-Stofper

Directrice de la rédaction

Sonia Delevelle-Stofper

Directeur délégué

de la rédaction

Paul Guimio

Directrices adjointes

de la rédaction

Stéphanie Aubert,

Harodom Mostalavi,

Lauren Provost,

Alexandra Schwartzbrod

Directeur artistique

Nicolas Valateau

Directeur photo

Lionel Charrier

Rédacteurs en chef

Michel Becquerrobois

(spéciaux), Laure Bretton,

Gilles Dhers (pilotes web),

Christian Losson (enquête),

Eve Roger (actu)

Rédacteurs en chef adjoints

Lilian Alemagna (politique),

Anne-Laure Barret (santé-

environnement-sciences),

Lucas Bicoca (actu),

Cécile Daumas (L),

Fabrice Drouzy

(suppléments),

Julie Coutellier (forums),

Matthieu Rouffier (idées),

Quentin Girard

(modes de vie), Valérie

Harcot (économie), Sylvain

Mouillard (société), Luc

Peillon (checknews),

Didier Péron (culture),

Frédérique Roussel (livres),

Caroline Vigent (édition)

ABONNEMENTS

Site : abs.liberation.fr

abonnement@liberation.fr

tarif abonnement 1 an

France métropolitaine : 384€

tel.: 01 55 56 71 40

PUBLICITÉ

Libé plus

113, avenue de Choisy,

75013 Paris

publicite@liberation.fr

PETITES ANNONCES

& CARNET

10, bd de Grenelle

75015 Paris

tel.: 01 87 39 80 20

annonces@teamedia.fr

IMPRESSION

Midi Print (Gallargues),

POP (La Courneuve),

Nancy Print (Javville),

CELA (Série)

Imprimé en France

Membre de l'ACPM

CPPAP : 1201 C 80064,

ISSN 0335-1793.

Origine du papier : France

Taux de fibres recyclées :

100 % Papier détenteur de

l'Éco-label européen

N° FJ/37/01

Indicateur

d'autroghisation :

PTot 0.009 kg/t de papier

La responsabilité du

journal ne saurait être

engagée en cas de non-

restitution de documents.

Pour joindre un journaliste

par mail : initiale du

prénom.nom@liberation.fr

SUDOKU 5848 MOYEN

	2	3	4			5	6
4		1	6				9	2
9				2		3	4
		8				5	1
			2
6	7				3
2	3		8		4	1	5
7				4	6		3
	4	5		6	3	7	8

Solutions des

grilles précédentes

MOYEN

4	3	4	7	2	5	9	1	5
5	7	9	4	1	6	8	3	2
1	6	2	8	9	3	4	5	7
2	4	1	5	8	7	3	6	9
3	8	7	4	4	9	5	2	1
6	9	5	1	3	2	7	4	8
7	1	3	2	5	6	6	9	4
8	5	4	9	6	1	2	7	3
9	2	6	3	7	4	1	8	5

9	4	6	8	5	1	2	3	7
3	5	8	2	7	4	6	1	9
7	1	2	9	3	6	8	4	5
5	6	7	3	9	8	4	2	1
4	8	9	1	2	5	7	6	3
1	2	3	4	6	7	9	5	8
8	7	4	5	1	2	3	9	6
6	9	3	7	4	3	1	8	2
2	3	1	6	8	9	5	7	4

DIFFICILE

Faites

un don à Libé

Soutenez le travail exigeant de 220 journalistes engagés et indépendants

Défendez la liberté de la presse et son rôle dans le débat démocratique

Participez activement à la transformation de la presse à l'ère du numérique

Je souhaite faire un don par carte bancaire, chèque ou PayPal :

liberation.fr/don

L'association Presse et Pluralisme

vous permet d'effectuer un don à Libération et de bénéficier d'une déduction d'impôt égale à 66% du montant versé (dans la limite de 20% de votre revenu imposable).

Vous avez la possibilité d'effectuer un don ponctuel ou mensuel via un paiement sécurisé par carte bancaire, par chèque ou par PayPal.

Presse et Pluralisme émettra un reçu fiscal et vous l'enverra afin que vous puissiez bénéficier de la déduction d'impôt.

---

22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Fabien Farge, et son fils Lenon, à la foire de Crocq (Creuse), le 3 juillet. Avec près de 10 000 personnes en trois jours début juillet, l'événement ne se voit devancé en termes de

Par IVAN LOGVENOFF

Envoyé spécial dans la Creuse

Photos BARBARA DUPIN

Sur le manège du Dance Paradise, rangée de sièges qui tournoie dans le ciel de Crocq (Creuse), Yanis lève les bras plus haut quand retentit une chanson de Jul. L'étudiant vient d'obtenir son BTS agricole, mais les deux filles et les quatre garçons qui l'accompagnent sont, pour certains, encore au lycée. Comme chaque année depuis qu'ils peuvent s'en souvenir, la bande fait le tour de la dizaine d'attractions qui occupent ce terrain vague collé au collège Georges-Nigremont dans lequel ils ont été élèves. «C'est l'une des plus grosses foires, il paraît que c'est eux qui dépensent le plus d'argent», lâche Yanis, avant de disparaître entre les ampoules roses et vertes qui clignotent.

Faute de bénévoles et de savoir-faire administratif, une grande partie des 27 000 fêtes de village de France sont actuellement menacées de disparition, selon la Fédération des comités et organisateurs de fêtes, alors qu'un tiers d'entre elles aurait déjà mis la clé sous la porte depuis la pandémie. Crocq est l'un des rares contre-exemples. Peu de gens parviennent à expliquer comment ce village de moins de 400 habitants est devenu en quelques années l'une des plus grandes fêtes patronales de Creuse. Avec près de 10 000 personnes en trois jours début juillet, elle ne se voit devancée en termes de fréquentation que par l'événement de la préfecture, Guéret.

«On sait que tout ça peut s'arrêter d'une année à l'autre», lâche Cyrille

Foire à Crocq, la fête la première

Avec le manque de bénévoles et de forains, les festivités de village s'essoufflent. C'est sans compter le dynamique Crocq, bourg creusois qui a réussi à faire de sa manifestation annuelle un événement rassembleur, dans un département qui se vide des habitants.

Dupradeaux, électricien et coprésident du comité des fêtes. Lorsqu'il a repris l'association avec un ami d'enfance, il y a dix ans, la fête était moribonde, avec un petit bal et quelques manèges pour enfants. Les deux amis ont décidé de voir les choses en grand, et de dépenser tout l'argent trouvé dans la caisse, avec un spectacle pyrotechnique et un DJ. Ce renouveau a permis de mobiliser une centaine de bénévoles de tous âges, grâce auxquels le programme s'est étoffé, avec un concert et une promenade au flambeau dans les ruelles médiévales du

village, pour un budget total qui atteint désormais plus de 100 000 euros. Pour attirer des forains et remplir le terrain à côté du collège, le comité s'est même permis de tirer un trait sur les redevances de quelques dizaines d'euros parfois exigées par d'autres villages. Avec cette concession et son programme dense, Crocq attire donc la crème des manèges, comme le Dance Paradise, mais surtout les grandes autotamponneuses, convoitées par tous les comités des fêtes.

«Une fête sans autotamponneuses, c'est une kermesse», sourit le forain

Fabien Farge, quatrième génération de propriétaires de grandes autotamponneuses à venir à Crocq. Lui s'inquiète particulièrement ce soir-là de l'interdiction du feu d'artifice prononcé par la préfecture à cause des chaleurs, qui raccourcira sa soirée du dimanche. Plusieurs centaines d'euros perdus, dans un contexte qu'il estime difficile, avec la hausse du prix du carburant et de l'électricité.

Rempart contre le RN

«Les gens dépensent de moins en moins, et si on augmente le prix du

ticket, ils viennent encore moins.» Récemment, dans un village voisin, il a même rangé son manège avant le début de la fête, faute de fréquentation. Basé en Creuse, Fabien Farge continue cependant de sillonner les événements de la région, quand d'autres collègues ont pris le parti de s'installer plus longuement pour les mois d'été dans le Sud, près de zones touristiques qui apportent plus de clients.

Croisée à la buvette dressée devant la scène, quelques minutes avant le concert de Tout pour la musique – reprises de France Gall et Michel Berger –, la présidente du Conseil départemental, Valérie Simonet, veut croire que le succès de Crocq est un rempart contre l'extrême droite. «Ce sont des événements comme celui-là qui freinent le sentiment de déclassement», estime l'élue des Républicains qui a été battue aux législatives anticipées de 2024 par le ciottiste Bartolomé Lenoir. Une étude du Centre pour la recherche économique et ses applications avait montré en février une hausse de 1% à 3% du vote RN en cas de fermetures des bars-tabacs dans les villages. A Crocq, impossible de savoir si cela a un lien direct avec la fête mais le candidat de l'alliance entre le RN et Eric Ciotti aux législatives de 2024 a remporté 29% des suffrages au premier tour, un score élevé mais 4% plus faible qu'à l'échelle de la circonscription (33%).

En 2026, pour célébrer les soixante ans depuis la création de la première fête à Crocq, le programme est particulièrement dense. La

---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23

fréquentation que par celui de la préfecture, Guéret.

grande soirée est comme d'habitude celle du samedi, avec un set du DJ Milan Tavares, qui fait danser environ 2500 personnes dans la rue principale barrée de deux tracteurs pour la sécurité. Pour la première fois, un gogo-dancer partage le podium avec les deux danseuses habituelles. Une victoire pour la dizaine de femmes du comité des fêtes, et surtout pour Lucille, salariée d'un syndicat agricole de 21 ans: «Quand on veut faire des trucs nouveaux, les anciens nous écoutent. C'est pour ça qu'on a une bonne ambiance dans le comité.»

Dans le bureau du maire de Giat, dans le Puy-de-Dôme, à quelques kilomètres, on refuse de se dire jaloux, mais le succès de Crocq laisse un peu amer. «On a eu la trajectoire inverse», regrette Frédérique Gigot, présidente du comité des fêtes. Alors que le grand bal du samedi soir organisé dans ce bourg de 800 habitants rassemblait jusqu'à 1000 personnes il y a dix ans, on en comptait à peine la moitié l'année dernière. Pour la prochaine fête, qui aura lieu comme d'habitude à la Saint-Barthélemy fin août, le petit bal du vendredi soir a même dû être abandonné faute de bénévoles. «On a du mal à trouver des gens qui s'investissent dans la durée. L'année dernière, je pensais arrêter, mais je tiens trop à la fête, et il n'y a personne pour reprendre», souffle Frédérique Gigot. La mairie apporte le soutien qu'elle peut. Le feu d'artifice est offert, et la secrétaire est mobilisée pour appeler des forains, et les convaincre d'installer leurs manèges. «Même quand ils disent qu'ils viennent, on ne peut jamais en

être sûr», souffle le maire Didier Sénégal-Rouvière, ancien instituteur du village.

Pêche au canard

Dans tous les villages des environs, on le sait, plus les manèges sont imposants, plus les gens se déplacent. Surtout les familles et les jeunes, ces publics convoités, et qui se font si rares dans les environs. «Ce qu'il nous faudrait, ce sont des grosses autotamponneuses», rêve Alain Pouchol-Blanchon, retraité d'une laiterie, membre du comité des fêtes de Rougnat (Creuse), et accessoirement plus grand

collectionneur de Schtroumpfs du pays. La barre est haute pour ce village de 490 habitants qui n'a même pas eu de pêche aux canards en 2025. «Le forain est venu, et comme il n'y avait pas assez de monde, il est reparti», regrette Maëva Clavaud, 29 ans, salariée d'une collectivité, qui a repris la présidence du comité des fêtes de Rougnat il y a quatre ans.

En 2026, la fête du village est même tombée pendant la canicule, «une catastrophe», souffle Maëva. Les arrêtés préfectoraux ont eu raison des principales ressources financières du comité: le repas du samedi soir

Une grande partie des 27 000 fêtes de village sont actuellement menacées de disparition.

RADAR

et la buvette du bal. Autant d'échecs qui risquent d'avoir raison du moral de la dizaine de personnes qui accompagnent Maëva dans l'organisation. «Les jeunes partent rapidement du village pour le lycée, les études, et puis ils fondent des familles, c'est dur de les mobiliser pour du bénévolat», observe-t-elle. La Creuse a perdu 10% de ses habitants dans les vingt dernières années. Certains villages affichent des chutes de 15 à 25%. La proportion de personnes de plus de 60 ans atteint près de 40%, et le taux de pauvreté frôle les 20%, soit cinq points de plus que la moyenne nationale. Un vieillissement et un appauvrissement de la population qui compliquent autant l'organisation de fêtes qu'il fait prospérer l'extrême droite, dans ces terres historiquement de gauche.

«Des choses simples»

A Sornac, en Corrèze voisine, ce sont pourtant quatre jeunes de 17 à 23 ans qui ont repris la gestion du comité des fêtes in extremis en 2025. Alors que l'ancienne présidente a tout abandonné deux mois avant le traditionnel week-end de la Saint-Roch fin août, Héloïse Cauquot n'a eu que quelques semaines pour tout organiser avec ses amis. Concours de pétanque, chars fleuris de papier crépon, château gonflable: «On a essayé de trouver des choses simples», explique cette future professeure

des écoles. «C'est ça ce qui marche, quand des gens de la même génération qui s'entendent bien reprennent le comité», appuie le maire sans étiquette Patrick Veau.

Malgré les efforts du nouveau comité, les soirées ont fait venir peu de monde l'année dernière, sur fond de tensions entre habitants à la

veille des élections municipales, dans ce village tiraillé entre le Rassemblement national et son héritage communiste. «On a plus de mal ici à mobiliser les gens, il y a moins de dynamiques collectives qu'en Creuse», glisse Julian Malgat, adjoint sans étiquette chargé des événements.

Pour 2026, cette nouvelle équipe municipale a décidé d'apporter un soutien plus franc, en sélectionnant des artistes pour le concert. Les Humeurs cérébrales, succès régional de rock celtique programmé en 2026 à Crocq, n'était plus disponible cette année, mais il est déjà booké pour 2027.

Au Café de l'espace, à Playat, village creusois à une vingtaine de kilomètres de là, le combat pour faire survivre l'esprit de fête est devenu particulièrement difficile. Ce tiers lieu fondé dans le bar-tabac historique avec le soutien de la mairie sort d'une vingtaine d'années dorées, qui ont vu Manu Chao se produire sur la petite scène bricolée au fond de la salle. L'association incarne une sorte de comité des fêtes parallèle, qui se joint à la fête patronale pour proposer des concerts et spectacles pour enfants. Elle organise par ailleurs des soirées et ateliers tout au long de l'année. Le Covid-19, la chute des subventions publiques, et la baisse de pouvoir d'achat conduisent cependant la dizaine d'administrateurs à réduire le nombre d'événements depuis deux ou trois ans. «Ça devient compliqué, on va devoir licencier un des salariés, et personne ne fait rien pour nous aider», souffle Jacques Continsuzat, l'un des fondateurs du lieu, en buvant sa bière. «A Crocq, ils se débrouillent tous seuls», balaye la présidente du département Valérie Simonet, lorsqu'on l'interroge sur ces baisses de subventions. Les associations et comités des fêtes doivent, selon elle, miser sur le mécénat, en sollicitant des entrepreneurs et commerçants locaux. Un potentiel financier limité qui ne remplacera pas les bénévoles qui manquent à l'appel, en milieu rural comme dans de nombreuses associations partout en France. ➤

---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life

IL FALLAIT L'INVENTER (4/8)

Verte chercheuse

Claude Grison La chimiste se sert des plantes pour dépolluer l'eau ou pour fabriquer des médicaments.

Claude Grison marche vite. Petite, cheveux courts, yeux bleus, la chercheuse nous oblige à accélérer le pas pour la suivre dans les méandres de son laboratoire, en banlieue de Montpellier (Hérault). L'amatrice de trail préfère aussi prendre les escaliers pour grimper les trois étages. «Elle est hyperactive», prévient Claire Grison, sa fille unique, également membre de l'équipe. Claude, la mère, a mis son hyperactivité à profit. A 65 ans, elle dirige le laboratoire de chimie bio-inspirée et d'innovations écologiques, a monté quatre start-up et a reçu une pelletée de récompenses dont la médaille de l'innovation du CNRS, la Légion d'honneur, ou encore le prix de l'inventrice européenne. On connaît peu de chercheurs qui peuvent prétendre à un tel bilan. «Je considère

avoir le devoir de chercher des solutions dont certaines conduisent parfois à des innovations», commente sobrement la mère de l'éco-catalyse.

Derrière ce néologisme, une démarche élégante. Tout tourne autour des plantes. Notamment les moins nobles, les mauvaises herbes, les envahissantes, les empoisonnées. Claude Grison les étudie pour leur capacité à extraire du sol les métaux lourds, comme le zinc ou le palladium. Elle leur trouve deux intérêts révolutionnaires. Sur le terrain, elles sont des alliées dans la lutte contre la pollution des sols ou des eaux. Au laboratoire, réduites en poudre, elles deviennent des facilitatrices des réactions chimiques industrielles, des «cataly-

LE PORTRAIT

seurs» dans le jargon. Des éco-catalyseurs, en l'espèce, puisqu'ils ne proviennent ni de mines polluantes ni de l'industrie pétrolière. Et voici Claude Grison pionnière de la chimie verte. «Son grand mérite est d'avoir réconcilié deux disciplines, la chimie et l'écologie, qui ne s'appréciaient guère», commente Jacques Bessière, l'un de ses premiers profs de chimie à la fac de Nancy. Elle a pris des uns la conscience écologique, et des autres, l'envie de travailler avec tout le monde. Ainsi, quand le géant minier Eramet la contacte pour se pencher sur ses vieux sites en Nouvelle-Calédonie, elle étudie la proposition, sans remords: «J'ai rencontré des gens passionnants et sincèrement intéressés par leur sujet.» Claude Grison étudie les plantes qui poussent à proximité du site et

identifie les plus à même de restaurer le sol. Résultat, depuis dix ans, elle enlève 2% par an des métaux lourds présents sur

la zone et permet le retour de la flore locale. «Ce n'est pas de la dépollution au sens strict du terme, mais de la restauration écologique», précise-t-elle. Elle ne s'arrête pas là. Chaque année, elle ramasse les feuilles tombées, les broie et les valorise en éco-catalyseurs. Une action simple en apparence, mais qui lui a valu des années de travail.

Loin de l'esprit de clocher, Claude Grison s'est longtemps cherchée. «J'aimais toutes les disciplines, sauf peut-être l'histoire.» Pour cette fille de deux employés de la Banque postale de Verdun, l'histoire, «ce sont d'horribles récits de guerre». Son grand-

père, lui aussi employé à la Banque postale, a combattu en 1914-1918 dans les tranchées. En 1939-1945, sa maison a été occupée. Il a aussi dû aller chercher en Allemagne l'un de ses fils, déporté pour ses opinions politiques. Aussi, quand ses petits-enfants invitent un touriste allemand auquel ils faisaient visiter la ville, le grand-père refuse dans un premier temps de le laisser franchir le seuil. «Il ne voulait pas qu'un Allemand rentre chez lui. Notre invité a compris la situation, il s'est mis à jouer du violon et il a pu rentrer», se souvient-elle.

Claude Grison évolue au gré des rencontres. Elle est ainsi capable de maintenir un lien avec un enfant lui ayant présenté un exposé lors d'une fête de la science, raconte Valérie Cibot, qui a tourné deux documentaires sur ses travaux. Elle décrit la chercheuse comme un mélange de «concentration», de «délicatesse», d'«acuité» et d'«intérêt». Si elle a finalement choisi la chimie, c'est grâce à des profs «formidables». L'un d'eux deviendra même son mari, décédé il y a deux ans. «C'est très dur de se retrouver seule», reconnaît-elle. Un événement qui fait nécessairement penser à sa propre disparition. «Cela se prépare, pas pour soi, mais pour ceux qui sont derrière.»

Alors que la retraite approche, pour août 2027, la chercheuse espère pouvoir pérenniser une équipe pour lui succéder. Avec sa fille dans le casting,

comme un juste retour des choses, car Claire Grison a joué un rôle déterminant dans l'émergence de la grande idée sur laquelle sa mère a construit sa carrière. En 2007, Claude Grison est à la tête du Laboratoire de chimie biomoléculaire de Montpellier. Sa fille, elle, est alors en classe préparatoire.

Ils sont à l'origine d'une évolution scientifique ou écologique, d'une trouvaille farfelue ou d'une astuce pratique inespérée : Libé est allé à la rencontre d'inventeurs et inventrices de tous horizons.

Elle demande à sa mère – avec laquelle elle entretient une relation «fusionnelle» – de l'aide pour un projet autour d'un sujet qu'elle a découvert dans un documentaire : la dépollution par les plantes. Ensemble, elles identifient un écologue de Montpellier, qui travaille sur le tabouret bleu, une plante considérée comme contaminée, car seule capable de pousser sur les sols pollués d'une friche industrielle. La rencontre est déterminante.

«J'étais vraiment en admiration devant ce que cette plante est capable de faire.» Alors que Claire passe son concours et poursuit son parcours par une thèse de chimie – au grand désarroi de sa mère –, Claude quitte le domaine pour rejoindre un laboratoire d'écologie. Une prise de risque qui colle avec son caractère. Chez les Grison, les vacances ressemblaient à «des aventures», dit en souriant Claire. Elle se souvient notamment de «l'escalade du Puy-de-Sancy» quand elle avait 7 ans: «On s'était perdues.»

Dans son travail, ce goût du risque se traduit aussi par une capacité à monter des entreprises pour concrétiser ses travaux. Là encore, malgré certaines incompréhensions. «Quand j'ai créé ma première start-up, il y a eu des tracts à la cantine pour dire que je faisais rentrer le grand capital dans le labo», se désole-t-elle. C'est mal connaître l'éthique de cette végétarienne depuis vingt ans. «Quand il est apparu que le financeur était beaucoup plus intéressé par le côté chimique que par la restauration écologique, j'ai mis fin au partenariat, et le CNRS m'a suivie», précise-t-elle. Ce qui ne l'a pas empêchée de développer d'autres projets. L'un permet de dépolluer l'eau à l'aide de poudre de plantes envahissantes, l'autre, plus surprenant, est un antimoustique. «Je me suis aperçue que l'un de mes éco-catalyseurs pouvait faciliter la réaction de fabrication d'un répulsif antimoustique et augmenter son activité», explique Claude Grison. Fidèle à elle-même, elle est allée au bout de la piste, jusqu'à la commercialisation d'un produit «100% d'origine végétale», mais qui ne se trouve pas en grande surface, «ce ne sont pas nos valeurs».

Fonceuse, bosseuse, ouverte au dialogue, Claude Grison a été approchée par des politiques. Elle les a éconduits. On ne saura pas non plus pour qui elle vote. «Je préfère consacrer mon énergie à chercher ces solutions», nous glisse-t-elle. Selon ses derniers résultats, ses éco-catalyseurs issues de la jussie rampante, une plante envahissante, seraient particulièrement efficaces pour aider à la fabrication de médicaments récents. Un nouveau défi à relever.

Par OLIVIER MONOD Photo SANDRA MEHL

---

NOUS NOUS SOMMES

TANT DÉTESTÉS...

Tout l'été, 30 histoires de rivalités

Libé

Jeudi 6 août

ÉRIC CIOTTI US

CHRISTIAN ESTROSI

Et aussi

Une expo photo Le drapeau du jour Nos séries de l'été La BD...

Eric Ciotti et Christian Estrosi, le 4 mars lors du débat pour les municipales à Nice. PHOTO VALERY NACHIE AFP

---

II

ÉTÉ / NOUS NOUS SOMMES TANT DÉTESTÉS...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Par

MATHILDE FRÉNOIS

Correspondante

à Nice (Alpes-Maritimes)

Chacun ses références. Pour situer une anecdote dans la tambouille politique niçoise, un militant de gauche a pris l'habitude de préciser : « C'était avant la guerre. » Et personne pour se demander de quel conflit il s'agit, pour se dire que le mot est trop fort ou pour déplorer la lourdeur dans la métaphore. On l'a tellement chroniquée, auscultée, rabâchée cette « guerre » entre Christian Estrosi et Eric Ciotti qu'elle est devenue un repère familier. Le premier a été maire de Nice (Alpes-Maritimes) pendant dix-huit ans, le second révaît de le détrôner. L'élection municipale de mars pour apogée. Et à la fin, c'est Ciotti qui gagne. Point d'orgue d'une relation d'amitié muée en rivalité, emportant avec elle des vies personnelles, une ligne politique et leur clan respectif. Estrosi et Ciotti se détestent désormais, dans le décor de la Côte d'Azur et de son indéfectible droite. C'est peu dire pourtant que les deux hommes se sont chéris, avec leur même envie de se partager le pouvoir sur ce territoire, leur vision de la politique et leur ferveur pour Nicolas Sarkozy. « Pire que ça : c'est une histoire humaine, replace un artisan des coulisses de la politique niçoise. Ce duo a gravi pendant trente-cinq ans toutes les marches du pouvoir, leur union a résisté à plusieurs couples [les deux hommes ont divorcé, ndlr]. C'est dire la force de cette relation. Ils se sont passionnément aimés. La haine et l'amour sont plus proches qu'on ne veut bien le croire. » Christian Estrosi et Eric Ciotti ont dix ans d'écart. Le premier, né en 1955, se lance d'abord dans une carrière sportive. Pilote de moto en Grands Prix, il est quatre fois champion de France. Une passion qui lui laisse deux héritages : des études abandonnées avant le bac et un surnom, « le motodidacte ». A 28 ans, la politique est un nouveau chapitre de sa vie. Celui qui s'est toujours défini comme « gaulliste social » devient conseiller municipal dans sa ville natale de Nice en 1983, sous la houlette de l'emblématique maire Jacques Médecin. Il enchaîne les mandats : député des Alpes-Maritimes, vice-président du conseil régional de Paca, président du conseil général. Sous la présidence de Jacques Chirac, sa carrière politique prend un virage national : il est nommé ministre délégué à l'Aménagement du territoire en 2005. A partir de 2007, Sarkozy en fera son secrétaire d'Etat chargé de l'Outre-Mer puis son ministre de l'Industrie.

Eric Ciotti et Christian Estrosi, des coups bas dans les urnes

Parricide Entre le nouvel édile de Nice et son prédécesseur, la relation a d'abord été filiale, le premier construisant sa carrière dans le sillage du second. Avant que leurs ambitions ne transforment ce duo en duel.

Christian Estrosi et Eric Ciotti à Nice (Alpes-Maritimes), en mars 2014. PHOTO BRUNO BEBERT SIPA

Jusqu'à ses 70 ans et cette fameuse défaite de mars 2026, Estrosi était maire de Nice et président de la métropole Nice-Côte d'Azur, qu'il a créée. Estrosi est omniprésent. Eric Ciotti, lui, a toujours pérégriné dans les jupons de la droite locale.

Et donc de Christian Estrosi. Dans son dernier livre Je ne regrette rien (Fayard, 2025), il raconte avoir « la politique en cathéter ». Une passion qui lui vient de son grand-oncle, premier adjoint au maire de Saint-Martin-Vésubie (Alpes-Maritimes),

village de montagne au pied du Mercantour, où il a passé « tous [s]es week-ends et toutes [s]es vacances » et où il continue d'aller chasser, randonner, se ressourcer : « Enfant et adolescent, la cime du Gélas [sommet culminant des Alpes-Maritimes] et la politique sont mes seuls horizons. » En 1988, aux législatives, Ciotti vote à Saint-Martin-Vésubie, dans une circonscription où le candidat RPR est... Christian Estrosi. La première rencontre se fait ainsi, dans les urnes : l'un est électeur et l'autre candidat. « Il a, bien évidemment, mes faveurs », écrit Eric Ciotti. Qui, quelques jours plus tard, est recruté par le nouveau député comme collaborateur parlementaire. Le duo est formé.

ritimes] et la politique sont mes seuls horizons. » En 1988, aux législatives, Ciotti vote à Saint-Martin-Vésubie, dans une circonscription où le candidat RPR est... Christian Estrosi. La première rencontre se fait ainsi, dans les urnes : l'un est électeur et l'autre candidat. « Il a, bien évidemment, mes faveurs », écrit Eric Ciotti. Qui, quelques jours plus tard, est recruté par le nouveau député comme collaborateur parlementaire. Le duo est formé.

incompatibles

Ciotti deviendra ensuite directeur de cabinet, notamment au conseil général des Alpes-Maritimes. Un exécutif qu'il finira par diriger lui-même, en 2008, grâce à l'appui d'un Estrosi devenu ministre. Le partage du fief commence ainsi. Ils ne cesseront pas la suite de se faire la courte échelle. Ciotti sera premier adjoint à la mairie puis président du comité de soutien, ne cessant de vanter les mérites d'Estrosi devant des caméras qui immortalisent ces instants. Il disserte ainsi sur son « amitié » et sa « reconnaissance ». Des propos ont forcément mal vieilli : « Christian est un type formidable parce qu'il n'oublie jamais ses amis. » Les deux hommes s'épaulent, se soutiennent, échangent leurs rôles et leurs places, partagent leur territoire et leurs électeurs, mêlent leurs vies et leurs amis. Une construction qui s'effiloche quand Ciotti, député des Alpes-Maritimes depuis 2007, est rattrapé progressivement par ses ambitions. Petit à petit, il se prend à rêver de voler de ses propres ailes. Une volonté d'émancipation mal vécue par Estrosi. Les meilleurs amis, qui se connaissent si bien, qui ont tant partagé, deviendraient-ils meilleurs ennemis ?

Le duo se mue graduellement en duel. Pas d'élément déclencheur à cette terrible brouille, mais des détails qui s'accumulent, des visées qui s'affrontent jusqu'à devenir incompatibles. A partir de 2017, les querelles grossissent, s'accumulent, deviennent irréductibles. Les deux anciens amis mènent des vies parallèles, chacun dans son couloir. L'un député, l'autre maire. La rivalité devient évidente, l'affrontement irrémédiable.

Sur leur chère Côte d'Azur, forcément on se fréquente, on se frôle, on se frictionne. Il y a les arrivées en retard pour éviter les serrages de main, il y a ces micros coupés trop tôt, il y a ces photos cadrées pour invisibiliser l'autre (oh une goutte d'eau malencontreuse, mince un émoji-étolle placé sur le visage). Les sphères d'influence s'entrechoquent entre la mairie estrosiste et la circonscription ciottiste, entre le département ciottiste et la région

---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III

Christian Estrosi, Nicolas Sarkozy et Eric Ciotti, en septembre 2016 à Nice. PHOTO VALERY HACHE AFP

estrosiste. Les projets, les subventions, les organisations sont indexés sur ce conflit. Dans ce bastion de la droite, qui n'avait jamais connu l'alternance politique, la menace émane de son propre camp.

La campagne s'enkyste

Tour à tour, les deux hommes quittent Les Républicains. D'abord Estrosi en 2021 pour rejoindre Macron et Horizons – le parti d'Edouard Philippe. Puis Ciotti en 2024, après un rocambolesque feuilleton où il va jusqu'à s'enfermer dans le bureau du siège du parti. Il en était devenu le patron, il en est exclu à l'unanimité. L'épisode lui permet de rebondir en créant l'Union des droites pour la République, et en s'alliant au Rassemblement national. Puisqu'il ne peut y avoir deux leaders sur un même territoire, puisque l'élève ne peut dépasser le maître, puisqu'il faut un vainqueur et un vaincu, les deux hommes s'affronteront donc dans les urnes. Ce sera pour les municipales de mars 2026. «Ils vont en découdre dans la grande bataille, la vraie», salivait alors un autre connaisseur des deux personnages. Le lexique belliqueux est dans les bouches des militants et des médias. «J'entends les papiers: la campagne est dans le caniveau. Et je sens que [la presse] aime bien le ring de boxe, formulait Ciotti début décembre. Je

ne résume pas cette élection municipale à un combat avec Christian Estrosi.»

Jamais Estrosi ne prononcera le nom de Ciotti. Très rarement, Ciotti mentionnera celui d'Estrosi. De part et d'autre, on dénonce des «attaques ad hominem», des «insultes», des «dérapages graves» et des «provocations». A la mairie, on fait fermer un restaurant pour hygiène à quelques jours d'une réunion avec Ciotti. Sur Facebook, un proche de Ciotti traite Estrosi d'«analphabète» et d'«inculte». La campagne s'enkyste dans des coups bas et des crasses. Jusqu'à une sombre affaire de tête de cochon déposée devant le portail du domicile du couple Estrosi, avec des soupçons de manipulation émanant de son propre clan et une enquête ouverte par le parquet de Nice.

«Il va se retrouver, lui, l'élève, en face du maître, il va être comme ça. Les coucougnettes vont s'agiter dans tous les sens.»

Christian Estrosi

La campagne avait déjà bien mal commencé lorsque, dans une réunion publique fin novembre, devant un public de seniors acquis à sa cause, Christian Estrosi a recours à une rafale de sobriquets: «Pinocchio», «Schtrumpf grognon», «le petit traître». Avant de promettre, en référence à la confrontation publique que lui réclame le député d'extrême droite: «Il aura son débat et il le regrettera, son débat. Il va se retrouver, lui, l'élève, en face du maître, il va être comme ça. Les coucougnettes vont s'agiter dans tous les sens.»

«On va l'équiper»

Les médias se délectent de cette bromance qui finit mal. Tous (dont Libé) les renomment «les frères ennemis» (de la Côte d'Azur ou de la droite, au choix). Il y a quelque chose qui relève à la fois de la mythologie – France Inter titre «les Abel et Cain de la pissaladière» – et du soap opera – RFM les imagine dans Santa Barbara. «Comment parler d'autre chose, dit-on dans les coulisses de la politique niçoise. Invitez à manger chez vous un couple dont le divorce se passe mal. Et demandez-leur de raconter leurs vacances. Ce sont des débats impossibles.»

Impossible? Qui dit élection, dit débat télévisé. Estrosi et Ciotti se re-

trouvent pour leur première confrontation sur le plateau d'Ici Côte d'Azur (ex-France 3) le 4 mars. Libé s'était glissé dans les coulisses. «On va l'équiper», lance un technicien à une journaliste qui rigole: «En gilet pare-balles ou en micro?» Depuis combien de temps ne se sont-ils pas parlé? Avant le débat, Christian Estrosi et Eric Ciotti ont daigné se serrer la main. Les équipes restent cordiales, mais les familles ne se côtoient pas. Eric Ciotti, taquin, sur le plateau: «On se parle à l'église pour partager la paix du Christ.» C'est le retour des prises de bec. Estrosi: «Je suis gaulliste et niçois. Il a été estrosiste, il a été sarkozy, il a été filloniste, il a été vauquiéziste, il a été pécressiste. Il est aujourd'hui lepéniste. Qu'est-ce que vous voulez que j'y fasse?» Ciotti: «Vous l'avez été avant moi, lepéniste. J'ai même été témoin de votre rencontre avec monsieur Jean-Marie Le Pen en 1998.» Estrosi reprend: «Nous y voilà dans la minute populiste de monsieur Ciotti.» Lors d'un deuxième débat sur RFM, Estrosi tutoiéra et serrera la main de Ciotti en plateau. La réconciliation est une illusion.

Le 22 mars, Eric Ciotti est élu maire de Nice. Il arrive en tête (48,5%) dans une triangulaire devant Estrosi (37,2%) et la candidate écolo, Juliette Chesnel-Le Roux (14,3%). Gagner Nice ou battre Estrosi, on ne

sait plus vraiment quel était l'objectif premier d'Eric Ciotti. Il réussit les deux. Les semaines qui suivent, on n'entend plus parler de Christian Estrosi. Il se retire de la vie politique niçoise. Son siège sur les bancs de l'opposition reste vide. Tout juste réapparaît-il au conseil régional et dans une interview au Point: «Je n'ai aucune amertume, aucune aigreur», formule-t-il. Il réapparaîtra fin juillet, postant sur Instagram une photo de lui brandissant le drapeau niçois... au sommet du Kilimandjaro.

La rivalité n'a donc pas été complètement purgée par les urnes: dans ses premiers mois à la mairie, Ciotti tente d'effacer l'ère Estrosi. Tout doit disparaître. Il vend sa voiture de fonction, efface l'augmentation de la taxe foncière, supprime les subventions aux événements sportifs chers à son prédécesseur. Mais les vieux fantômes finissent toujours par resurgir. Deux mois après l'élection, Nice-Matin fait part d'un «lapsus diplomatique». Lors d'une réception officielle, une traductrice chargée de rapporter les propos d'Eric Ciotti parle de lui comme du «maire Estrosi». Elle se reprend vite. Derrière l'un plane toujours l'ombre de l'autre.

DEMAIN CAROLINE GOLDMAN VS ISABELLE FILLIOZAT

---

IV

ÉTÉ / SÉRIES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Le désert Rub al-Khali et sa mystérieuse cité d'or noir

Terra incognita (5/6) Toute la Terre a été explorée. Toute? Non! Quelques lieux perdus résistent encore et toujours au grand public. Aujourd'hui, cet océan de sable de 650 000 km² situé dans la péninsule arabique.

«L'expédition était si longue et si ardue que même les chameaux en mourraient. Les bêtes vaincues roulaient au pied des dunes comme les rochers arrachés d'une montagne. En quelques heures, les carcasses disparaissent dans le sable brûlant, un vent de tempête se chargeait des funérailles.»

Atlantide. Mort et vie dans le Rub al-Khali, l'un des plus grands déserts au monde, un monstre de 650 000 km². Ce continent de grains rougeâtres s'étale à travers l'Arabie Saoudite, le sultanat d'Oman, le Yémen et les Emirats arabes unis. En 1932, l'explorateur britannique John Philby (1885-1960), fils d'un planteur de thé de Ceylan, pur produit de l'époque, tout à la fois voyageur, ornithologue, diplomate, voulait se confronter à l'immensité du «quart vide» -traduction de «rub al-khali» en arabe. Ses chameaux épuisés y ont laissé leur peau.

John Philby abordait l'immense désert avec un objectif précis : retrouver les vestiges d'Iram, la cité des piliers, mentionnée dans une sourate du Coran pour ses «colonnes remarquables». Certains l'appellent «Wabar», «Ubar», ou même «l'Atlantide des sables», sans que l'on sache véritablement d'où vient l'expression. Arpenté depuis des siècles par des Bédoums, l'filme Rub al-Khali est tellement hostile, tellement changeant, qu'il est impossible d'en connaître la totalité avec certitude.

C'est justement dans ce flou que naissent les légendes comme celle de la cité d'Iram, dont rien n'atteste de l'existence concrète. Cela n'a pas empêché Philby, avec une arrogance tout occidentale, d'en faire une quête existentielle. Mais, au bout de son périple, des chameaux morts en vain, et pas d'Atlantide.

John Philby explorateur britannique

L'aventurier a trouvé autre chose dans le désert : de grands cratères, qu'il a pris, avec effarement, pour le cœur d'«un volcan».

Lichette. Après avoir ramené des échantillons de cailloux à Londres, il apprend qu'il vient de découvrir, en réalité, deux impacts de météorites, tombées au cours du XIXe siècle. En hommage, les cratères du désert portent désormais son nom : Philby A et Philby B. Pas suffisant pour consoler l'explorateur, qui regrette auprès de sa femme «cette obsession bestiale qui m'a si complètement dérouté pendant les meilleures années de ma vie». Il ne retournera jamais dans le Rub al-Khali. La cité perdue «est un mythe et rien de plus», concédera-t-il plus tard. En vérité, l'obsession bestiale n'a jamais quitté le désert. Désormais, elle voyage en 4-4, et creuse les entrailles du «RAK», comme l'appellent les compagnies pétrolières, à la recherche de la moindre lichette d'or noir. Les premières gouttes de pétrole ont jailli du sable en 1938. Depuis, le champ pétrolière de Ghawar, dans l'est du désert, exploité par Saudi Aramco, l'entreprise nationale saoudienne, est le plus grand de la planète. Qu'importent les colonnes et les fossiles, le «quart vide» est plein de barils. Les firmes pétrolières ont bien trouvé leur Atlantide.

GUILLAUME PAJOT Dessin CAROLINE PÉRON

DEMAIN LES ABYSSES

LES VRAIES FAUSSES PAROLES DE QUEEN

L'effet Mandela (5/6) Faux souvenirs, erreurs mille fois répétées... Aujourd'hui, la presque hallucination collective autour de «We Are the Champions».

On s'est mis un CD de Queen pour passer le temps, tiens, les Greatest Hits parce qu'on n'a pas de personnalité. On écoute l'hymne de stade

We Are The Champions, qui gagne en intensité au fil de la chanson, «no time for losers, cause we are the champions...» On arrive à la fin, la tension est au plus haut, et là, une virgule, une corde de guitare, et... l'oreille attend. Mais c'est la fin. Nada. Rien! Pourtant, elle attend quelque chose de bien particulier, l'oreille, elle attend le «of the world» qui viendra clore le climax, l'apogée d'une chanson quand même un chouïa mégal. Le «of the wooded» que beuglent les potes bourrés au karaoké, ton collègue déchaîné qui fait de l'air guitar à la fête de Noël de la SARL qui t'emploie, ta sœur dans la voiture à tue-tête. Et bien, ce «of the world» n'arrive pas. On le cherche sur l'album où la chanson a paru initialement, News of the World (1977), qui renferme un autre tube de stade, We Will Rock You : il n'y est pas davantage.

Est-ce une hallucination collective? Tous ces gens ont-ils rêvé d'un monde qui n'existe pas? Pas tout à fait, en fait. Il apparaît que ce fameux «of the world», s'il n'a pas été chanté sur cette version studio, existe ailleurs, dans les nombreux live du groupe - par exemple, le concert caritatif Live Aid en 1985, et sur le live de Wembley en 1986, un double CD que de très nombreuses personnes ont possédé dans les années 90 (avec le fameux Greatest Hits). En fait, ce «of the world» c'est un effet Mandela de Schrödinger : il est à la fois là, et pas là. C'est un peu une hallucination collective, mais pas tout à fait, puisqu'il existe bien quelque part, pas nécessairement de façon majoritaire, d'ailleurs. Il a tout simplement, dans nos esprits, remplacé la version sans, parce qu'il était probablement plus que tentant de l'ajouter. Il est si naturel, si évident, qu'on a toujours cru l'avoir entendu - car quoi de plus logique, dans le cadre d'une chanson devenue un hymne de football, et conçue comme tel (Mercury l'a notoirement composée après avoir entendu son public entonner avec ferveur lors d'un concert dans les Midlands l'hymne de Liverpool You'll Never Walk Alone), de dire qu'on est les champions, certes, mais les champions du monde avant tout?

JOHANNA LUYSSEN

DEMAIN KARIM BENZEMA ET LE BUS DE KNYSNA

---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PHOTO / ÉTÉ

V

Mary a perdu sa caravane dans le mégafeu «Camp Fire» en 2018. PHOTOS MAXIME RICHÉ

Entre deux feux

L'été en festivals

De la Normandie à la Provence, visitez avec «Libé» jusqu'au 22 août nos expos coup de cœur du réseau LUX. Aujourd'hui, étape à Rouen avec Maxime Riché.

En novembre 2018, le «Camp Fire» a ravagé le village de Paradise en Californie, faisant 86 morts. Rejointes les années suivantes par le «North Complex» puis le «Dixie Fire» – aperçu depuis un avion par le photographe Maxime Riché –, ces catastrophes ont plongé la population dans une précarité durable. Frappés par un fort syndrome de stress post-traumatique, les habitants tentent de reconstruire malgré la menace

permanente d'incendies, confrontés au retrait progressif des aides fédérales comme les mobil-homes de la Fema et à l'oubli médiatique.

La décision de rester sur ces terres dévastées reflète l'héritage de la culture pionnière de l'Ouest américain et la croyance historique en une capacité illimitée à dompter la nature. Cette volonté est également alimentée par des contraintes financières concrètes, certaines compagnies d'assurance proposant d'importantes indemnisations supplémentaires à la condition stricte de reconstruire la maison perdue à l'identique et sur le même terrain.

Pour traduire ce traumatisme, Maxime Riché emploie une pellicule diapositive infrarouge qui métamorphose le vert de la végétation en nuances rougeoyantes et sombres. Cette

altération des couleurs ne relève pas d'un simple effet esthétique : elle permet de matérialiser visuellement les réminiscences de l'évacuation d'urgence, de rendre palpable la chaleur du brasier et de suggérer la possibilité constante d'un nouveau drame. En documentant Paradise, le photographe transforme cette ville en une parabole des crises climatiques mondiales et alerte sur l'urgence d'agir.

ALESSANDRO ZUFFI

ESPACE D'OEUVRES PHOTO

à Rouen (Seine-Maritime)

L'EOP propose des expositions de photographies

documentaires installées dans l'espace public, avec pour fil conducteur le rapport au vivant.

EOP invite à découvrir des œuvres de photographes-auteurs, provoque la surprise et l'étonnement, engage un dialogue avec les passants.

Un feu près de Paradise en juillet 2021, alors que «Dixie Fire» brûle au loin.

Pentz Road à Paradise, en juillet 2021.

Départ à la pêche dans les fumées du «Dixie Fire» à Paradise.

---

VI

→

ÉTÉ / BD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Les Dissidents

Par Derf Backderf Editions ça et là

LES COUVERTURES DE THE MASSES ONT BÂTI SA RÉPUTATION DANS LE MILIEU DE L'ÉDITION. CHAQUE NOUVELLE COUVERTURE EST ENCORE PLUS ÉPOUSTOUFLANTE QUE LA PRÉCÉDENTE. ELLE CAPTE AUSSITÔT LE REGARD DANS LES ÉTALS À JOURNAUX. LES LECTEURS, BIEN ENTENDU, LES ADORENT AUSSI.

---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VII

MAIS THE MASSES N'EST PAS UN SIMPLE RECUEIL DE BEAUX DESSINS ET DE BELLES TYPOGRAPHIES. C'EST UNE REVUE UNIQUE EN SON GENRE, AVEC LA LIGNE LA PLUS PROVOCATRICE DU MOMENT.

[EN GÉORGIE : LE GENTLEMAN DU SUD FAIT MONTRE DE SA SUPÉRIORITÉ]

Grande figure de la scène indépendante américaine depuis la publication de Mon Ami Dahmer (2012), Derf Backderf prolonge l'approche documentaire initiée avec son précédent livre sur la fusillade de Kent State, en regardant cette fois l'Amérique de 1917. A travers la figure poétique du jeune dessi- nateur Joe Hertl, les Dissi- dents raconte le violent bras de fer entre le prési- dent va-t-en-guerre Woo- drow Wilson et les artistes de la revue The Masses, bastion pacifiste et socia- liste, espionnés, harcelés, menacés d'arrestation.

LES DISSIDENTS de Derf Backderf Traduit de l'anglais par Fanny Soubiran. Éditions ça et là. 344 pp., 28 €. Sortie le 11 septembre.

A SUIVRE...

---

VIII

Libération Jeudi 6 Août 2026

LE QUIZ DU JOUR

Jean-Luc mélangeons

Par JOHANNA LUYSSEN et GUILLAUME TION

1 Quel groupe de punk français a rendu hommage en chanson au musicien lofi sarthois (et pourtant culte) Jean-Luc Le Ténia ?

A Les Béruriers noirs. B Les Souris déglingues. C Les Wampas. D Les Ecureuils qui puent.

2 En toute logique, qui est le fils de Jean-Dark Vador ?

A Jean-Luke Skywalker. B Darth Molle; Jean-Luc Van Damme; George Jean-Lucas;

3 Dans le film Et la tendresse ? Bordel ! quel acteur suisse incarne un personnage qui finit émasculé ?

A Jean-Luc Lemoine. B Jean-Luc Bideau. Jean-Luc Lagardere. D Barthélemy Chatre.

4 Il est un cinéaste incontournable de la Nouvelle Vague... A Le Dr Godard.

B Paulette Goddard. Jean-Luc Godard. D Thierry Godard.

5 Depuis 2018, «La République, c'est [lui] !» Mais plus précisément...

A Jean-Luc Ettori. B Jean-Luc Ponty. Jean-Luc Melenchon. Jean-Luc Nancy.

6 Jean-Luc Moudenc est maire de... A Toulon.

B Toulouse. C Tournon. D Tourcoing.

7 Non, le nom de cet ex-directeur de Radio France n'est pas une initiale :

A Jean-Luc Cu. B Jean-Luc Aire. Jean-Luc D'Oublevay. Jean-Luc Hees.

8 Jean-Luc Picard est connu pour...

A Ses produits surgelés. B Avoir assassiné 64 personnes à Bangkok en 1992.

Piloter l'Enterprise dans Star Trek. Sa trilogie de films Mourir de vivre (1987), L'xy me gène (1988), Par où trépasser? (2018).

9 En 1957, 6 215 Jean-Luc sont nés en France, un record. Et en 2024 ? A Aucun.

B5. C50. D 500.

10 Quel est le vrai prénom de feu le critique gastronomique Jean-Luc Petitrenaud ?

A Renaud. B Jean-Paul. Maxence. D Jimmy.

11 Quel artiste a scandé dans une chanson sortie en 2000 Quel con ce Jean-Luc Delarue ?

A Johnny Hallyday. B Manu Chao. Jean-Luc Le Ténia. D François Valery.

Réponses : 1.C; 2.A; 3.B; 4.C; 5.C; 6.B; 7.D; 8.C; 9.A;

10. Il se prénommait bien Jean-Luc; 11.C

UN POCHE POUR LA PLAGE

ROBERT MERLE FORTUNE DE FRANCE LGF, 505 pp., 9,70 €.

Aujourd'hui, une saga familiale historique dans le XVIe siècle, entre création romanesque et grands événements de l'histoire.

Y A PAS QUE LES PAYS QUI ONT UN DRAPEAU

Arbézie

C'est un petit bout de terre dans le Jura oublié des géographes qui ignoraient où passait la frontière entre la France et la Suisse. Le 8 décembre 1862, un nouveau tracé est dessiné et voilà qu'une parcelle se retrouve pile entre les deux pays. Un promoteur malin, voyant l'intérêt de la situation pour contourner les douanes, décide d'y bâtir un hôtel et de créer une micronation, l'Arbézie, qu'il dote d'un drapeau triangulaire comme son minuscule terrain, avec en son centre l'arbre roi de la région : l'épicéa.

ECHELLE, MA BELLE

Par ALICE CLAIR, SAVINIEN DE RIVET et JULIEN GUILLOT

Le règne de Louis XIV a été plus long que l'existence de l'Union soviétique

Fresque historique en treize volumes parus de 1977 à 2003 (année précédant la mort de son auteur, Robert Merle), Fortune de France fait partie de ces grands romans historiques qui, à l'instar des Rois maudits de Michel Druon ou de la Révolution de Robert Margerit, marient créations romanesques et grands événements de l'histoire. Le premier tome, qui a donné son nom à la saga, écrit dans un savoureux français inspiré du XVIe siècle truffé de tournures anciennes, raconte l'enfance de Pierre de Siorac, jeune noble protestant de la région de Sarlat dans le Périgord. L'histoire débute vers 1547, à la fin du règne de François Ier, avec la vie quotidienne dans une famille huguenote cultivée et tolérante. On y suit les souvenirs du héros, sa complicité avec un jeune garçon qui deviendra son valet et ami, ses premières amours, les travaux des champs ; mais aussi les dangers permanents dans un pays où sévissent encore peste, brigandage et famines. Ce premier tome sert d'introduction à la grande saga familiale des Siorac ; et Pierre, simple cadet, quittera dès le deuxième tome (En nos vertes années) le nid familial pour partir faire ses études de médecine à Montpellier. Le début d'une vie d'aventures, d'intrigues et de rencontres, alors que débutent les guerres de religion. Un équivalent littéraire et historique d'une plongée dans l'univers de Game of Thrones.

FABRICE DROUZY

QA Report - Libération - 06.08.2026.pdf

Pipeline

• Extraction route: mistral-ocr
• extraction_route=mistral-ocr
• Translation chunks: 67
• Extraction warnings:
• [OCR-ROUTE] FORCE-MISTRAL: All PDFs route directly to MistralOCR.

Non-model Checks

• WARNING: translated output has low semantic coherence score (0.04)
• WARNING: missing numeric tokens from source: 0335, 113, 1201, 121, 1793, 220, 241, 382.028.199, 560, 5848
• WARNING: Missing proper nouns in translation: Abdul El, Adrienne Mayor, Agence France, Alexandra Schwartzbrod

Directeur, Amandine Baccouil, Amandine Lioux, Arabie Saoudite, Atlantique

Photos, Atlas Association, Aux Etats - WARNING: source dates, money, or percentage tokens may be missing

Model QA

这是一份针对该 PDF 翻译的 QA 审计报告：

🚩 严重缺陷 (Blocking Issues)

1. 严重遗漏/截断 (Omissions & Truncation) * 正文缺失：在“更年期与睾酮”文章中，翻译版本在第 4 页末尾突然中断（“...睾酮剂量大幅跳升”），随后直接跳到了关于乌克兰导弹的段落。源文中该文章后续的大量内容在译文中完全消失。 * 段落丢失：在“家，是一个新鲜的观点吗？”部分，译文在第 17 页末尾中断（“...但我使”），导致该作者的论述不完整。

2. 幻觉/过度重建 (Hallucinations) * 虚构内容：在第 2 页“承诺”部分，译文中出现了“位于俄亥俄州代顿市附近的千禧健康中心”以及随后关于“丽贝卡·格拉瑟”植入手术的详细描述（米粒大小、臀部组织、230加元费用等）。这些详细信息在提供的 SOURCE PREVIEW 中完全不存在（源文在 "Millennium Wellness Cente" 处被截断）。译者使用了外部知识或自行补全了缺失的文本，违反了“不得对不确定或缺失的文本进行重建”的原则。

3. 翻译质量缺陷 (Translation Defects) * 关键名称丢失 (Residual Gaps)：在“今日问答”部分，所有涉及 "Jean-Luc" 的名字在译文中全部变成了 "-"（例如：“谁是 -Dark Vador 的儿子？”、“1957 年，有 6 215 名 - 在法国出生”）。这是一个严重的系统性错误，导致整个问答环节失去意义。 * 术语错误： * "L'xy me gène" 被直译为《L'xy me gène》，未处理其双关语（原意指 X/Y 染色体导致的不适）。 * "Fortune de France" 在正文中被译为《法国的命运》，但在书名部分保留了原名，译名不统一。

⚠️ 其他缺陷 (Minor Issues)

• 残留英文/格式问题：
  • "LGF, 505 pp." 等出版信息直接保留英文，未进行本地化处理。
  • 部分图片占位符（如 ![-1.](-1.)）格式与源文不符。
• 交付缺陷：译文中出现了 $\text{...}$ 和 {...} 等 LaTeX 标记/清理标签，属于交付缺陷。

📝 总结

审计结果：不通过 (FAILED) 该译文存在严重的内容截断、大规模幻觉（自行补全缺失文本）以及关键专有名词（Jean-Luc）被全部删除的问题。译文不可用，需重新翻译。